网易娱乐3月10日报道(文/叽歪)2013全国两会火热进行中,姚明、成龙、赵本山等明星政协委员们陆续亮相,引起了网友和媒体们汹涌的关注热情。在这种压力下,不少明星委员提出了套话式的提案,甚至还有令人惊愕失声的雷人提案——这又引起媒体的进一步详细报道。于是,两会作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在一些媒体上却总是容易表现得太八卦(甚至女明星们的穿着也占据了大量篇幅),其实这样挺好,我们应该继续用娱乐心态的方式来看明星委员,逼着他们出提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试举一例,来看看已经出炉的明星委员提案是怎样的成色。全国政协文艺界代表导演陈凯歌在2月28日面对记者追问其提案内容时,表示“我还没准备好提案呢”,说到华人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捧奥斯卡小金人他有何评价,陈导咧嘴一笑,“先吃饭”。不过,到了3月2日以后,陈导终于坐不住了,提案接踵而至,他第一个提案关注的是天气雾霾问题,说恶劣天气逼得他无处可躲,以致无法静心创作,因此应加强治理环境污染。有网友评论,陈导用《无极》到处污染别人,现在居然怪到环境头上了——这个评价很刻薄,但话糙理不糙:环境污染固然是大事,但跟您的创作哪来的逻辑关系啊?相比之下,同为政协委员的歌唱家金铁霖、京剧艺术家梅葆玖就显得有理有据了,虽然提案内容与陈导大致相似,但其中逻辑勉强说得过去:他们在提出应重视中国声乐优秀人才培养之后,大肆批判空气质量差严重影响到歌手的歌唱训练——想想也是,PM2.5浓度这么高,一大早去公园吊嗓确实有点可怕。
为什么会出现像陈凯歌那种逻辑关系都没整明白的提案?除了明星们自身之外,我们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是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明清言官也和我们今天一样多出“雷人”提案。明朝官员胡以宁上疏请立法禁食蛤蟆,时人号之为“蛤蟆给事”;崇祯时百官常迟到早朝,有言官就上疏建议在裁缝队伍中开展整风运动,因为他们缝的扣子不结实,早上穿衣服时常脱落,耽搁官员出门;雍正间,御史钱以煐曾推出连珠炮的“雷人”提案:一是请天下尼姑还俗,好解决单身汉的性问题;二是民间养女20岁以上还没嫁人的,地方督抚要当活雷锋,帮助解决其个人问题。三是民间常有人因数十文钱斗殴,请有司查明需数十文钱的穷民,发给他们,就不打架了。明清时期的提案也如此“雷人”的原因是什么?清人张廷玉所编撰的《明史》(列传第七十六)中有过介绍,“御史入台,逾十旬无言,有辱台之罚。”也就是说,御史若十旬无疏奏,有“辱台之罚”,故而不得不胡乱找些琐事凑数。这个情况也体现在今天的明星委员身上——虽然如今政府并没有严格规定不交提案就罢免你,但网友和媒体的压力却成为一种不成制的“监督”,明星委员们也不得不找一些提案满足大众的期待。
给压力的其实不止媒体和网友,明星们自己也会彼此提点:韩红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期不提案的明星委员可以回家了。”成龙和张国立看来不怕回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的提案还没准备好。而赵本山和黄宏似乎不想回家,他们纷纷提出了内容空洞操作性为0的提案:赵本山告诉记者,今年他准备的提案是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提案1500多字。他心目中的美丽乡村是“穿得暖,吃得饱。有房住,有领导。能医病,能养老。有权益,冤屈跑。有文娱,风气好。山水美,污染少。”(“美丽乡村”谁都想要,但是1500多字就想把这个问题谈清楚?)黄宏每年都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不松手,去年提出要懂得真善美,今年依旧保持去年的温柔姿态,提案主旋律电影应符合艺术规律(“艺术规律”对主旋律的影响和“道德反腐”对腐败风气的影响有什么区别?)。
许多明星委员的作用值得怀疑(甚至能断定作用为零),比如说倪萍阿姨。倪萍曾经在两会上提出过“封杀山寨”提案,结果被视为雷人提案的杰出代表。次年,因为被封了“中华脊梁”,倪萍又称要当哑巴。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提交雷人提案,还是当哑巴不交提案不发出声音,都没有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政协会议不是搞成大腕云集的明星秀就能开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了,政协需要参政议政,明星委员更需要具备基本的常识和认知(我们需要的明星委员,应该要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起码的认识和判断,更要对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做到合法合理),如果这些基本的职能都不能完成,找再大的腕来压阵,也不过是花瓶,我们当然不能逼着这些花瓶们出提案。在压力之下,即便明星们委员出了提案,即便个个都自以为是在“为民请命”,其实不过是雷话套话隔靴挠痒。那不如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