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明星委员不过是花瓶 不要逼着他们出提案

网易娱乐3月10日报道（文/叽歪）2013全国两会火热进行中，姚明、成龙、赵本山等明星政协委员们陆续亮相，引起了网友和媒体们汹涌的关注热情。在这种压力下，不少明星委员提出了套话式的提案，甚至还有令人惊愕失声的雷人提案——这又引起媒体的进一步详细报道。于是，两会作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在一些媒体上却总是容易表现得太八卦（甚至女明星们的穿着也占据了大量篇幅），其实这样挺好，我们应该继续用娱乐心态的方式来看明星委员，逼着他们出提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试举一例，来看看已经出炉的明星委员提案是怎样的成色。全国政协文艺界代表导演陈凯歌在2月28日面对记者追问其提案内容时，表示“我还没准备好提案呢”，说到华人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捧奥斯卡小金人他有何评价，陈导咧嘴一笑，“先吃饭”。不过，到了3月2日以后，陈导终于坐不住了，提案接踵而至，他第一个提案关注的是天气雾霾问题，说恶劣天气逼得他无处可躲，以致无法静心创作，因此应加强治理环境污染。有网友评论，陈导用《无极》到处污染别人，现在居然怪到环境头上了——这个评价很刻薄，但话糙理不糙：环境污染固然是大事，但跟您的创作哪来的逻辑关系啊？相比之下，同为政协委员的歌唱家金铁霖、京剧艺术家梅葆玖就显得有理有据了，虽然提案内容与陈导大致相似，但其中逻辑勉强说得过去：他们在提出应重视中国声乐优秀人才培养之后，大肆批判空气质量差严重影响到歌手的歌唱训练——想想也是，PM2.5浓度这么高，一大早去公园吊嗓确实有点可怕。

为什么会出现像陈凯歌那种逻辑关系都没整明白的提案？除了明星们自身之外，我们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是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明清言官也和我们今天一样多出“雷人”提案。明朝官员胡以宁上疏请立法禁食蛤蟆，时人号之为“蛤蟆给事”；崇祯时百官常迟到早朝，有言官就上疏建议在裁缝队伍中开展整风运动，因为他们缝的扣子不结实，早上穿衣服时常脱落，耽搁官员出门；雍正间，御史钱以煐曾推出连珠炮的“雷人”提案：一是请天下尼姑还俗，好解决单身汉的性问题；二是民间养女20岁以上还没嫁人的，地方督抚要当活雷锋，帮助解决其个人问题。三是民间常有人因数十文钱斗殴，请有司查明需数十文钱的穷民，发给他们，就不打架了。明清时期的提案也如此“雷人”的原因是什么？清人张廷玉所编撰的《明史》（列传第七十六）中有过介绍，“御史入台，逾十旬无言，有辱台之罚。”也就是说，御史若十旬无疏奏，有“辱台之罚”，故而不得不胡乱找些琐事凑数。这个情况也体现在今天的明星委员身上——虽然如今政府并没有严格规定不交提案就罢免你，但网友和媒体的压力却成为一种不成制的“监督”，明星委员们也不得不找一些提案满足大众的期待。

给压力的其实不止媒体和网友，明星们自己也会彼此提点：韩红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期不提案的明星委员可以回家了。”成龙和张国立看来不怕回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的提案还没准备好。而赵本山和黄宏似乎不想回家，他们纷纷提出了内容空洞操作性为0的提案：赵本山告诉记者，今年他准备的提案是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提案1500多字。他心目中的美丽乡村是“穿得暖，吃得饱。有房住，有领导。能医病，能养老。有权益，冤屈跑。有文娱，风气好。山水美，污染少。”（“美丽乡村”谁都想要，但是1500多字就想把这个问题谈清楚？）黄宏每年都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不松手，去年提出要懂得真善美，今年依旧保持去年的温柔姿态，提案主旋律电影应符合艺术规律（“艺术规律”对主旋律的影响和“道德反腐”对腐败风气的影响有什么区别？）。

许多明星委员的作用值得怀疑（甚至能断定作用为零），比如说倪萍阿姨。倪萍曾经在两会上提出过“封杀山寨”提案，结果被视为雷人提案的杰出代表。次年，因为被封了“中华脊梁”，倪萍又称要当哑巴。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提交雷人提案，还是当哑巴不交提案不发出声音，都没有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政协会议不是搞成大腕云集的明星秀就能开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了，政协需要参政议政，明星委员更需要具备基本的常识和认知（我们需要的明星委员，应该要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起码的认识和判断，更要对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做到合法合理），如果这些基本的职能都不能完成，找再大的腕来压阵，也不过是花瓶，我们当然不能逼着这些花瓶们出提案。在压力之下，即便明星们委员出了提案，即便个个都自以为是在“为民请命”，其实不过是雷话套话隔靴挠痒。那不如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