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为文明留下火种

钢琴伴唱《红灯记》改编自现代京剧《红灯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乐器之王钢琴，与京剧这一我国传统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保留了京剧纯民族化的唱腔，又充分发挥出钢琴宽广、雄浑、华丽和富于表现力的特点，不仅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更是中西艺术结合的一个成功尝试。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自有后来人》的剧本是由当时著名的剧作家沈默君联合罗静一起完成创作，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但沈默君还是将《赵氏孤儿》这样的传统戏目的章节，融入到这部革命电影里去，并取名《革命自有后来人》。

电影推出后，在全国都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紧接着就由凌大可和夏剑青将其改写成沪剧《红灯记》，而哈尔滨京剧院则率先将电影搬上了京剧舞台，并改名成《革命自有后来人》。

1964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排演京剧《红灯记》。同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演出后，江青决定将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主角从李铁梅变为李玉和，剧中人王金才改名王连举，还改变了一些唱腔、动作和场景的设计。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1968年，中国京剧团和中央乐团根据它改编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由殷承宗演奏钢琴，庚金群打鼓，由于中西结合的大胆尝试，在当时经济上正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也引起了相当大的艺术轰动。

殷承宗，钢琴演奏家，1941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七岁开始学琴，九岁首次举行独奏会，十二岁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9年在维也纳“世青节”钢琴比赛中获奖，1960年被选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深造，1962年获“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第二名，许多评委在当时对其留下了“殷承宗有着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和“殷以他的才华征服了莫斯科人”等赞誉。同年，殷承宗回国，并在1965年成为中国中央乐团钢琴独奏家。

遗憾的是，练就一身琴艺想要报效祖国的殷承宗，很快就发现了钢琴这种乐器，在当时的国内早已没有用武之地。随着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与前苏联关系的恶化，许多钢琴曲目都在国内遭受了被禁演禁弹的命运，而历史上最优秀的钢琴作品，几乎都是出自欧洲大陆。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更是雪上加霜地限制了艺术在中国的自由发展空间，自小就和钢琴结伴的殷承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民族元素的加入，来延续自己的音乐之路。

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除四旧》、《批判文艺黑线》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文化系统各部门及各院校迅速开展起批判“封、资、修”、“大、洋、古”和“文艺黑线人物狂潮”。而作为西方古典乐器之王的钢琴，既属于资，又属于洋，更由于它“不能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当时受砸的目标。与此同时，殷承宗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留浓“修正主义”国家苏联的背景，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资产阶级的黑苗子”和“修正主义的干儿子”等待接受批判。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殷承宗既没有选择硬碰硬，也没有选择被动接受命运的戏弄，而是以变通的形式，让钢琴转而为工农兵服务，并在借鉴洋板芭蕾舞都能洋为中用的例子后，终于以钢琴伴唱《红灯记》作为突破口，既为自己的演奏生涯开辟了一条出路，也在当时这个历史困难时期，保留下了钢琴在中国的火种。

1968年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各领导人出出度在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的文艺晚会，聆听了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洋为中用”的艺术新形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台接见演员。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号字通栏报导了这条新闻，好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到钢琴声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学生，甚至兴奋得上天安门广场游行，贴大字报，庆贺钢琴重获新生。

紧接着，中国唱片总公司顺势推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唱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也将它拍成影片在全国公映。很多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钢琴的中国观众，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在这样一出特殊的剧目中，第一次感受到由钢琴发出的独特又雄浑的音色。一部在特定历史时期，在一种近似委曲求全性质下问世的作品，却在间接意义上完成了钢琴在国内的扫盲和普及工作，起到比行政推广更有效的效果，这或许是殷承宗在创作《红灯记》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可以说，如果当时回国后的殷承宗，能够一直顺顺利利地干好他的演奏家本职工作，那么他很可能最多只能成为一位优秀的琴师，而绝对不能在日后写出像《黄河协奏曲》这样的鸿篇巨作，并成为华人音乐界最优秀的音乐家之一。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一个艺术家往往是在一种极其特殊的、非常态的历史环境中，往往会由于当时社会给予他的刺激甚至打击，才能引发出他的新视野，激发出他的创造力。

（文/爱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