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中国语境下的反思（二）

《拉贝日记》的双面镜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下一页：《拉贝》比《南京！》更具故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