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七一中学举行陈爱玉校长办学实践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该校师生进行朗诵表演。
这不仅是教育专家思考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在思考的问题。
在几年前，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升学率越高的学校就是越好的学校。在这种观念下，好学校想尽办法寻找好学生，家长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入好学校，于是一个教育怪圈形成了，家长择校——学校掐尖——学校之间不均衡——家长更强的择校愿望……
这个怪圈带来的是负担过重的孩子、焦虑过度的家长和异化了的教育。
现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怪圈正在断裂，断裂的关键点就在阻断学校掐尖这一环节，小学直升初中、九年一贯制、集团化办学……好学校不再是好学生的“收割机”，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
应该说，我们的教育已经进入了“后掐尖”时代，那么现在还是那个问题，当学校不再“掐尖”了，好学校的标准有没有改变？什么样的学校能称为好学校、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近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委教工委、东城区教委举办的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陈爱玉校长办学实践研讨会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陈爱玉及专家和教师，试图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陈爱玉
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淘汰而是成长
在“掐尖”最为疯狂的那些年，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所谓的好学校，“勺子长铲子短”。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多次指出，北京市当前进行的改革，就是要学校更加关注自己“加工”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如何“捞”学生的能力，也就是不能再当长“勺子”，而是要当好“铲子”。
那么怎么才能当好这把“铲子”呢？
“‘掐尖’时代逐渐远去。相对应的是学生情况千差万别，基础和能力参差不齐。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做法是‘有层次、无淘汰’。”陈爱玉说，所谓的参差不齐，无非就是学生基础和能力的不同，但是这些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把陈爱玉所说的“有层次、无淘汰”分为两个部分来解读。第一是“有层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材施教。
“学校有‘三优’目标，就是要让‘优秀生更优’‘普通生成优’‘潜质生向优’。”陈爱玉说。
据了解，学生入学后会接受一个微观调研，学校要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特长爱好、学习态度、学习成绩等有个大致的了解。
有了摸底，有了培养目标，体现在具体教学中的学案课案就是不同数量的“星”题。对于那些课上可能会“吃不饱、喝不足”的优秀学生，学校提供五星、四星题让他们做。而大多数学生只要掌握三星的题目，达到“应知应会”。当然，如果想“跳一跳”，四星五星的题就是现成的“挂得更高的果子”。
而对那些没有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每个班都会把他们编作一个小组，由专门的任课老师辅导，关注他们在整个学习中的表现，出现问题及时跟班主任老师进行沟通，班主任老师也会及时与学生的家长进行沟通，这样构架起一个家长学校学生老师互相之间协调沟通的途径，帮助学生向优改变。
而现在的学校还有个特殊群体，比如家庭离异学生等，在这里会为他们建立心理档案册，对他们学习生活进行密切关注。“有一个初三学生，父母经常闹矛盾，闹到激烈的时候谁都不管孩子，放了学没地方去。”陈爱玉说，“这样的孩子就是我们一七一的孩子。班主任是一直将他带在身边的。”
第二个部分是“无淘汰”。
改革之前，学校的荣誉感来自哪里？“是升入北大、清华的人数”。那么这些学校的通常做法是这样的：为了保证有20人考上北大或者清华，会动员50人去报考。
当学校的眼睛都盯着顶尖的那几个学生，其他人都成了“陪绑”的，教育约等于淘汰。
对于“有层次、无淘汰”，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这样解读，“是不是把一个孩子教好了，首先看是不是让这个孩子比原来变得更好了”。
国家总督学陶西平与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出席研讨会。
课程丛林引领学生实现梦想
“要实现‘有层次、无淘汰’除了有全体教职员工在观念上的认同外，还要有操作的‘路径’和‘施工图’。”陈爱玉说。
一七一中学把自己的课程体系称为“丛林课程”，其中，国家课程是“主食和主菜”，校本课程是“配菜和甜点”。
“最难的应该就是课程内容的研发。”陈爱玉说，现在的课程体系集中了全校各学科老师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在国家课程校本化基础上，又继续开发有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把原来的常态美术课变换成16门美术模块课程，把一门传统的音乐课，变化成20多门音乐模块课程……”以科学、体育、艺术为内容的校本“课程丛林”为学生搭建40多门课程的选课平台，力图让每个学生都有选择性学习的机会。现在一七一中学的学生在学校每人至少能学会4门艺术、2门体育、1门科技。“最终实现各选所爱、各研所长、各成其才。”陈爱玉说。
这样的教育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美术老师在别的学校可以按照常规按部就班地上课，但是在一七一中学他可能教的是“科学与绘画”，也可能教的是“创意与绘画”，还可能教的是“动漫课程”。
虽然辛苦，但是却给老师提供了更高、更大的舞台。
一七一中学高中政治教师李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因为对哲学、经济学等有一定的研究，依托学校的丛林课程体系，李昂老师又开设了几门课程：“在PPE课程上，我讲授中西哲学史、宏微观经济学。在人文讲座中，我带领学生阅读经典原著，辨析真善美。作为翱翔计划教师，我指导学生完成学术论文写作，通过专家答辩。”
李昂在上哲学课的时候发现一个理科生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于是，便带着这名学生一起读哲学史。
有付出就有回报。
一天，这名学生拿着一本翻烂了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李昂：如何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范畴表推出康德先验知性论的范畴表？李昂见时机成熟便告诉他：只有顶尖的综合性大学才开设哲学专业。努力吧！
最终，这名学生也考入了人大。毕业时他送给老师一句话：“无论今后学习了多么高深的知识，我永远记得，那个引领我走进哲学世界大门的人，叫李昂！”
跨界融合：把虚的教育做“实”
课程改革、高效课堂、给学生个性化的选择……但在应试观念根深蒂固的今天，很多家长甚至一些教师和校长都会认为素质教育是“虚”的：“什么素质不素质的，高分才是‘王道’。”
“从刚刚结束的高考看，考试已经在融合了。”陶西平说，有人开玩笑：今年的高考上海考音乐，北京考美术，全国卷考劳动。如果你不懂艺术就写不好作文。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不能把教育目标和教育工作弄混了，有学校往往把德育变成德育工作，体育变成体育工作，割裂开来了。我们要注重教学改革中的跨界融合。”
“我们的实践恰恰证明，素质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不怕考。”陈爱玉指出，学校的中高考成绩与体育、科技、艺术业绩一样一路领先。
“实现跨界融合，就是要把事情做实。”陈爱玉说，现在，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丰富，各个学校的家长、学生有权利享受这种自在，也只有自在的心灵才会孕化出新的创造。
既要立德树人，也要学生们内心自在丰盈、充满创造力，怎么才能做到？
“这考验的是学校和老师的政治素养。”李奕说，这个素养不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要具体到教育教学过程当中，体现到老师所选用的情景、选用的素材和采用的策略当中。“比如社会上的负面新闻，老师们照样可以讲雾霾、讲疫苗事件、讲我们社会上的那些痼疾顽症，但是老师要有价值判断的素养，要通过自己的消化、自己的情感表达，让孩子了解和知道自己的责任，而不是逃避和否定，为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李奕说。
90后教师李昂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今天，我们不负学生，20年后他们就会不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原题为《“后掐尖”时代什么是好学校》）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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