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套全国粮票。(陈羽啸摄)
原版粮票(上、下)和被涂改作假后的粮票(中)。(陈羽啸摄)
往年，要吃一顿饱饭真不容易。(李贵平摄)
10月18日，“世界粮食日”后两天，四川省收藏家协会粮票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川粮协会”)在文殊坊进行了一次粮票展览，还原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城市居民吃粮的情景。继“天下粮仓”之后，华西都市报再推出“天下粮票”，重现一个时代的粮食记忆。
“没有粮票，寸步难行。”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大三的陈同学想象不到，当年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她现在想吃饭，可以随便进出任何餐馆；可以买方便面、水饺、汤圆自己去煮；可以叫肯德基、麦当劳外卖上门。但是，建国30年间人们的吃饭记忆，成了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的浓浓的乡愁，却也是80、90 一代记忆的空白。
计划供应征购农村粮食 供应城市居民
“1953年前，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但到了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了，余粮只能卖给国家。”今年76岁的老人梁传达回忆起建国初的那段岁月，并不清楚当时政策为什么一下子就变了。
事实上是，1953年粮食歉收，东北等主要产粮区减产70亿斤。收支相抵，全年出现40亿斤赤字。全国各大城市粮食缺口，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上海出现大米抢购风潮，全国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当年10月，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调整内部关系。于是，几个新名词诞生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梁传达家当时种5亩地，水稻亩产八百斤，“好像一年要交200斤的公粮，我们那里是丘陵，不用鸡公车，都是我和父亲用担子挑着去。”在此之前，交完公粮，剩下全家5口的口粮，余下的粮可以卖给私人，换些钱应急、置办家用等。“但是1953年之后，队里会核实每家的人口、粮食产量，计算好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和应交的公粮，剩下的部分则必须卖给国家。”当然，国家的统一收购价是远低于原来市场价格。
梁传达不知道的是，正是像他一样的数亿农民的贡献，让当时全国6亿人口都有了饭吃。而为了兼顾公平，杜绝贪污腐败，2年后的1955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要求对城镇居民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粮食，粮票制度正式诞生。并形成了“四证三票制”和“两类九等”供应制，“四证三票制”是指：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以及地方料票；而“两类九等”供应制则是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大米与面粉两类)，确定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等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单位：市斤)：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四十五至五十五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三十五至四十四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二十六至三十四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二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二十四至二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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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粮记忆
当年没有粮票有钱也得饿肚子
粮票发行一年后，如今的川粮协会会长蒋俊出生在了山城重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暑假，还在个位数年龄的他，有一次和两个小伙伴去綦江县耍，“那时候家里粮票都很紧张，家里只给一斤的粮票，从来不会说给五斤、十斤的粮票。”当时，公共交通并不发达，重庆与綦江之间一天只通一班车，买不到票只能等第二天。结果，在回来时，因为票紧，蒋俊3人没买到票，“我们带的粮票只够吃一天，节省节省撑了两天，可还是买不到票，心里急得团团转。”蒋俊与小伙伴想多给些钱，买点饭吃，可是根本行不通。“我们当时饿疯了，就像乞讨的一样，逢人就问能不能买张粮票，最后是一个60岁的老婆婆卖了1斤粮票给我们，5毛钱，当时的工资才10块钱左右。”正是这一斤粮票，让他们3个买饼充饥，熬到了有票回家。
彼时，粮票被称为 第二货币 。“粮票有时候比钱值钱多了，有钱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肥皂要票、拖鞋要票、缝纫机要票、手表要票，连女性用的月经带都要票。”蒋俊说。不仅仅是粮食，当时食用油也奇缺。“每人每月四两油，2斤肉，油荤特别缺。”蒋俊说，每月到了割肉的时候，他就会大晚上去排队，“专挑肥的买，不买瘦肉，肥肉回去可以炼油。”这样才勉强保障了一家人的用油。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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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