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像是一起“窝案”
武威市公安局8月17日通报，黄大鸿是为了完成血浆采集任务才以介绍初次献血浆者给予奖励为诱饵授意张某某等人的，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2012年规定每名员工要发展新“浆员”20人，2013年提升为30人，完成任务的每月多领奖金300元，完不成的扣300元。所谓奖励据说是每发展一名新“浆员”，奖励张某某等人50元。问题是，张某某等人胁迫来的主要是未成年人，从登记、审核到体检、抽血、发钱，完成采集血浆涉及多个环节，且经手的工作人员并不止黄大鸿一人，血浆站为何又一直没有发觉？
负责案件侦查的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某大队长董德祥表示，犯罪嫌疑人收集的成年人身份证与受害未成年人年龄差距不大且有相似之处。且黄大鸿在血浆站负责的就是审核工作，这是血站得以蒙混过关的重大原因。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最上级单位——中生公司也辩解，犯罪嫌疑人将未成年被害人组织起来后，会统一发放其收集的成年人身份证。因为献血者对工作人员的提问都能对答如流，所以通过了身份核验。
这个理由能成立吗？
有传闻，在胁迫卖血过程中，有一个孩子因为抗拒，被张某某等人拎到血站门口走廊拳打脚踢后又逼进去抽完血。遗憾的是，各家媒体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受害者，当地警方以涉及未成年人为由拒绝提供任何被害者信息。
由于无法获得受害者的信息，我们无法查证这7名孩子是如何早熟到足以凭面孔就骗过一道道流程上的采血工作人员。但本刊的另一番调查很可能直接推翻了血浆站上述“被骗”的解释，并由此让人有理由怀疑这是集体的窝案，而非黄大鸿一人内外勾结。
血站对面小区的居民告诉《新民周刊》，他们看到去卖血的孩子很多都穿着小学、中学的校服，一看就知道是学生，稚嫩到连青春痘都还没长出来，血站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都是睁眼瞎？有居民反问：“到底是眼瞎了，还是心瞎了？”
小田透露的自己学校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小田说他两年前在铁路一小就读五年级时就知道班上有学生去血站卖血，“我们班有七八个，加上其他班的，我知道的有20多个”。
小田最初发现他身边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到周一，班上几个男生胳膊上有很明显的针眼，问怎么回事，这些同学都不做声，问急了，就说是打疫苗留下的，每周都去打。身上有针眼的男生一般都聚在一起玩，神神秘秘，不和其他同学交流，偶然的一次，其中一个男生对小田说到镇上的血站卖血可以赚零花钱，并劝小田一起去，小田吓得直摇头。
“他们一般都是周末一起去。”根据小田的叙述，这些孩子中有人曾透露自己第一次去血站是被人从网吧“捞”去的，抽完血，不给钱，说下一次来再给。
镇上的学生很多来自铁路职工家庭，近年来由于铁路局改革，一些家庭也受到影响，离异家庭增多，孩子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问题学生也由此增多，记者在镇上看到，中小学生抽烟、喝酒、早恋、打架、沉迷网络很普遍。
零花钱用完了，这些孩子想起那句“下次来再给你钱”，便主动去血站卖血，果然拿到了钱。同学告诉小田，第一次10元，第二次20元，去的次数多了给的钱也多，如果发展别的同学去买血浆，拿的奖励更多，有50元。
就这样，小田所在的铁路一小，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便发展为成群主动去血站卖血，镇上的网吧熬一个通宵收费10元，卖完血，这些孩子就拿着钱去网吧。
还有多少隐患？
小田的一名何姓同学就是这种类型，这名同学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生活，但母亲对他疏于照顾，以至于这个孩子经常在同学家蹭饭，没有钱花，这个孩子就去血浆站。记者尝试与这名何姓同学沟通，但他拒绝谈论自己卖血的经历，表现非常警惕，小田解释，他曾听卖血的同学说，血浆站的大人告诫他们要保密。
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按规定要给每位浆员200元营养费，仅就目前侦破的这起案件而言，警方查证10名受害人的营养费都被黄大鸿以及张某某等人据为己有。我们无法知晓小田的那些同学沦为“血牛”是谁发展组织的，孩子们每次只能获得一二十元的报酬，其中差额又进了谁的腰包。
小田反馈的情况如果属实，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问题恐怕就没有警方通报的那么简单。
武南镇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梁兴东听闻记者的反馈后，也大骂“血站良心坏了！”他说，虽然血浆站和镇里没有一点关系，但祸害的孩子却是镇上的，为此，武南镇已经决定在全镇摸排到底有没有孩子到血浆站卖血，如果有，又是多少人，梁兴东介绍，镇上还准备就此专门加强宣传，提醒老师、家长、孩子加强保护意识。
记者前往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但该局主管宣传的领导因“群众路线会议繁忙”无暇接待采访。
为了一个苹果手机去卖肾、为了一个名牌包包去卖春——一些孩子让人痛心的选择这些年屡见不鲜，因此为了区区十几二十元去卖血浆也不足为怪，何况这里还有成人的胁迫与诱惑因素夹杂其中。但群众眼里早已公开的秘密，监管部门却长期失察，显然不是一句“不归我们管”就能撇清责任的。
警方通报，10名受害者的健康良好，没有不良反应。这话乍一听起来并无不妥，因为采集血浆是经过分离机分离出血浆，将红细胞重新输回供血者体内，血浆是能很快恢复的，因此每隔两周采一次血浆对人体健康并无损害。但细想不免让人担忧，因为受害者主要是在成长发育期的未成年人，上述理论是否适用？
站在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门前，记者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曾去采访过的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
1990年代，河南省“血浆经济”甚嚣尘上，时任河南省卫生厅的某位高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讲河南要发展第三产业，大办单采血浆站，这个领导算了一笔账，河南省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哪怕只有1%至3%的人愿意卖血浆，收集起来卖给血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上脱贫路。结果，贫没有脱，却因为血浆站管理混乱，导致交叉感染，滋生出多个“艾滋病村”，这样的情况，在多个省份都曾有过，携带病毒的血制品又导致一些病人比如血友病人感染上艾滋病。
至今很多地区仍在为二十多年前的旧账埋单。教训就在眼前，并非有意危言耸听。记者调查获悉，同属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一对一”血站的甘肃省陇西单采血浆站早在2006年也曾出过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
当时，300袋180000克血浆被陇西单采血浆站的站长焦凤琴非法倒卖。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问题——23名医务人员，12人没有任何上岗资格证书，其中包括2名在册的吸毒人员；采血人员因为缺乏基本操作常识造成血浆污染；从乙肝患者身上抽取血浆，再输回患者体内；公开以低价采集低蛋白等不合格血浆，采用混浆的方式向兰州公司输送不合格血浆；克扣献血者营养费用，私设“小金库”给医务人员发放福利……
焦凤琴说由于单位制定了每位职工每月要完成30袋采浆任务的指标，一些职工私自将亲戚带到采浆站，不经过化验就进行采浆，然后和正常采浆者的血浆混合到一起入库。
如今管理同样混乱的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既然能让孩子变“血牛”，谁敢保证就不出其他的问题？
“一浆难求”下的利益驱动
《新民周刊》的调查显示，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发生强迫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不能因为商业性以及出现这样那样的丑闻，就断然否定血浆采集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与无偿献血事业一样，是一件关乎公众健康权益的大事。血浆可以用于生产人血白蛋白、凝血Ⅷ因子等多种对濒危病人有特效的血液制品，比如凝血Ⅷ因子就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药。但这些救命药却一药难求，以至于长期以来，假货横行、黑市价格一路暴涨，比如限价360元的人血白蛋白(10克)，在一些地区黑市价格已经升至800元甚至1000元。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浆源不足，《新民周刊》统计，目前全国通过GMP认证的血液制品企业共有32家，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受制于采浆站与采浆量，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全国目前仅有20家左右的血制品企业在生产，人血白蛋白对国外依赖度超过5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供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每年原料血浆总量为2.65万吨，主要发达国家千人口血浆采集量在10升/年以上，美国超过50升/年，而我国千人口血浆采集量仅约为3升/年。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年加工原料血浆能力为12000吨，全国医疗市场对血液制品生产用原料血浆的年基本需求为8000吨。但2010年，全国年采浆量仅为4180吨，只相当于需求量的50%。
本刊不完全统计，这些企业共拥有血站137家左右，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数量相对较少。
追溯历史，我国的单采血浆站曾由各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经营，但“管办不分”导致管理混乱，受河南等地单采血浆站管理混乱致艾滋病毒扩散的影响，我国于2006年将单采血浆站统一改制，与政府部门脱钩，全部转制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和管理。但此后多年，浆源不足的局面一直未能改变，直接影响血液制品产量。
细分导致浆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改制后，一些原先将单采血浆站视为三产的地区嫌“卖血”的名声不好听，开始视单采血浆站为形象包袱，贵州省就因此在2011年关闭了19家单采血浆站中的15家，而贵州省此前曾供应了全国30%左右的血浆。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浆员的主体，但现在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导致浆员青黄不接。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批复，“单采血浆站采用机采方法采集的原料血浆(单采血浆)每500毫升的中准价格暂定为200元，由你们在上下浮动10%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但十多年前，农民卖一次血浆收入200元可以抵上一个月收入，十多年后的今天，营养补贴依然是200元，尽管有些血站还附送体检、小礼品，但明显不具吸引力。
浆源不足导致发展受制，但血制品市场仍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以2011年为例，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且近几年保持20%的增速。记者调查发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连续7年进入甘肃省纳税百强。
采浆能力成了血制品企业的命脉。2011年12月，卫生部陈竺部长提出了制订实施血液制品的“倍增”计划。力争“十二五”期间血液制品供应量比“十一五”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国内的血制品企业也开始了浆源竞备，以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隶属的国药中生公司为例，2012年5月，国药中生总裁、党委副书记杨晓明在一次公司血源管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国药中生要实现血液制品领域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半壁江山，乃至上市、挺进全球500强，支撑点就在原料血浆。
国药中生当年共有4家血液制品企业，40家浆站，分布于全国10个省区，杨晓明明确表示，从2012年起要确保平均每个浆站每年采浆量增长不低于1吨；每个血液制品企业每年增加新设置浆站1个。
2013年2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召开了2013年单采血浆工作部署会议，根据国药中生2013年血浆“倍增”计划制定的血浆采集任务，下达了2013年单采血浆年度及月度计划，各单采血浆站负责人签订了任务书。
根据《新民周刊》的调查，采取设立指标的做法在该公司的一些血站比较普遍。浆站经营者迫于考核压力，寻求各种方式增加浆员，然而浆源不足的局面显然不是一日可以改变的。
激进的扩张冲动最终给管理带来了挑战，也给像黄大鸿这般的“血虫”们以机会。
（原标题：“黑心血浆”更像是窝案）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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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