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讯 《新产经》杂志报道，“当初和我一起创业的那些人，90%都悄悄移民了，吃饭时偶然讲起这个话题，我才发现原来周围的人都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上市公司董事长曾对媒体透露，他身边的朋友大多数已经移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中国企业主已逐渐成为新一拨“移民潮”的主体。
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留学移民潮、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技术移民潮截然不同，这些坐拥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选择的是以投资方式移民，旨在“用钱投票”。他们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红利，积累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如今正在用这些财富为自己的下半生铺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将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主推向了海外?
原罪说
作为从财富扁平化的社会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其财富来源被人怀疑在所难免。所谓 “原罪”之说便由此兴起。
1978年后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土壤是在此之前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进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边缘地带、制度的灰色地带、管制的空白地带扮演了无法明言却又极其重要的角色，若非如此，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难从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国家体制中破土而出。在彼时“发展”命题压倒一切的政治背景下，全社会沉浸于改革狂飙带来的惊喜与狂欢，鲜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与追究。然而随着制度体系的日趋完善和政商关系、社会格局的微妙变化，新贵阶层蓦然发觉，这把刀其实一直悬于头上，随之可能戛然坠地。正如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曾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有‘原罪’，同时害怕制度什么时候变了，自己的‘原罪’被揪出来。”
据统计，现行的《刑法》罪名已发展到450多个，其中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罪名有110多个。按照现行法律的逻辑和罪名，如以此为标准衡量新贵阶层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国的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被以公平和正义之名予以剥夺，在法理上的准备已经日趋完善。
这是企业家们惴惴不安的最大因素，所握的财富越多、事业基础越庞大，这种不安全感越强烈，而这种“秋后算账”式的惩罚何时降临，似乎市场风险更加难以预测，这让新贵阶层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移民便成为其认为的最安全的处理方式。
除私产安全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理由是企业家移民的动力，分别是“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质量更好”。对于大部分企业家而言，其本人的事业与生活重心仍在国内，仅仅是为了家庭和子女发展需要，到国外投资了一个身份而已。这反映了这一群体的无奈与纠结——并不想要改变中国人的身份，仅仅希望花些钱来买一个选择的主动权。
事实上，“原罪”之说以通俗论之，是新贵阶层对于私人财产缺乏安全保障的担忧，而这也在一定程度折射出中国体制匮乏。在其尚未找到合适的方式洗去“原罪”之前，在中国历史上革财富之命的众多事件的暗示之下，这种不安全感愈加强烈。如果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不改善、私有财产权没有很好保护，在“留后路”的普遍文化心理的作用之下，这股移民潮还会持续，甚至会不断扩大。一国居民能否安居乐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律环境。正如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所言：“投资环境好了，民营企业才能更好地创造价值，为社会服务。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业家更有积极性和责任感，如此才不会被‘拐跑’。”
裸商的“为何”与“何为”
近年来，“裸商”的现象愈发普遍。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裸商是指民营企业家用实业做抵押，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企业主事先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时机“成熟”即宣告破产的社会现象。
对于这个称呼，社会上下大多报以批判态度——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裸商”意味着并不愿意跟为其带来财富的中国共存亡，他们不仅带走了财富，更导致了作为稀缺人力资源的企业家群体的大量流失。
中国新一轮精英移民有三大特点：富人取代了以往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涉及大笔源于中国国内的财富的转移;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大陆作为赚钱的主战场。“移民不移居”成为他们的主流方式。一方面，他们贪图中国的大市场和相对的低成本，同时又忧心忡忡于民企“主体性”地位缺失;另一方面，送走家人孩子，既保证了财富的安全，又给后代带来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自己不离开则是为了中国市场的利润。
“裸商”本质上是企业主移民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移民的方式几乎都是投资移民，所以必然会将已有资产带走，并且移民后在中国赚取的财富也将继续转移。有人质疑，新“移民潮”正在掏空中国财富，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和金融秩序等问题。大量资本外逃不仅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会使国家财富流失严重。因此，防范财富大规模流出刻不容缓。
也有人认为，此股移民潮的最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国内资源相对有限，因此“移民潮”将长期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富人的流走无疑将带走一定的资源，造成社会潜在的创新能力的衰退。然而，依靠强制力留人的做法并不可取，即便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心。依靠良性的投资政策是更为根本的办法。
由史而观，远如几个世纪前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近如韩国、印度等国的移民潮，均未见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再如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时也经历过多次移民潮，但台湾经济崛起后很多企业主带着财富也回到故土创业，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移民、办绿卡的现象本身无需恐惧，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精英的集体移民倾向，进而折射出的是财富与制度的巨大裂痕，才最令人畏惧。
如今，如何防范新“移民潮”，几乎成了国家层面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难题在于如何重塑安全感与归属感。如果说在前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下一个三十年，信心应该来自于建设一个法治的、信用的、多元化的社会。正如冯仑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谈道：“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廉洁自律、且能够有效管理的各级政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企业家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儿，只做自己的事儿。”这或许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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