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综合讯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张舒) 1994年，热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当时，这部电视剧引起了一轮关于移民生活的讨论。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国际移民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以下简称《蓝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华人，有934.3万之众。其中，技术移民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非所有的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的生活都那么美好。王建平似乎就是一个反例。
深陷“磨合期”
4年前，王建平博士毕业。在研究所工作1年后，他通过技术移民去往澳大利亚。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他，决定移民的最大动力就是孩子。“澳洲教育体系更完善，我想让孩子在这边成长。”他说，“当时想得挺好，可出来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
初来澳大利亚，王建平信心满满，可最初的“蜜月期”过去后，他发现，艰难的“磨合期”已然来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却不能学以致用，很失落。收入也远远比不上国内，活得真累！”王建平说。
王建平说，最初两年，他几乎每晚都躲在被子里掉眼泪，也想过放弃。后来还是考虑到孩子，才咬牙挺下来。“我今年会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但我自己打算安顿好他们就回国发展。挣得更多，更好养活她们。”
“移民真的对吗？”这个问题在王建平的脑海里，纠结了3年之久。
和那些如鱼得水的移民们不同，“王建平们”移民国外后，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环境和文化，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工作不好找，要为了站稳脚跟不遗余力。”
“夫妻移民不同步，我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婚姻。”
“移民前我是处处被尊敬的高端人才，工作任我挑，移民后我只能刷盘子度日。”
这些缘由，成为困扰他们的苦恼。
丹麦国家电视台曾做过一期节目，节目采访了149名绿卡持有者，众多的高技术移民所学非所用，超过80%的人从事的是不需要特殊技能的低端工作，他们只是为丹麦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底层阶级。
心理落差击垮一部分人
“平心而论，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实现)技术移民的。这个群体在国内，是天天被人捧在手心的精英。可出了国，他们却不像那些投资移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基本上都要从底层做起，天天挤公交地铁，没准还要住地下室，优越感荡然无存。”移民美国，在纽约居住多年的李晟(化名)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华多年前移民新加坡。据他介绍，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的心理落差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而这种心理落差会击垮一部分人，让他们改变想法——通过移民取得外籍身份，但绝大多数时间仍生活在国内。
“其实不仅是心理落差，文化上的隔阂也是很多技术移民无法适应新生活的重要原因。”李晟分析。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1年一名华裔教师因为告知孩子们“没有圣诞老人”，而遭到家长们的反对，并为此向每位家长致电道歉。
“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特性被称为文化基因，能担当基因重任的文化因素有3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刘云华说，“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就像中国人生来用筷子吃饭而美国人用刀叉一样。你如果无法适应刀叉，你就无法生活。”
在他看来，如今，赚钱已不再是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群体“出走”的主要原因。“更好的医疗、更安全的食品、更完善的教育体系、更大更便宜的住房、无污染的生活环境，成为吸引国人移民更诱人的饵料。”
技术移民中的“乐不思蜀”者
如果熬过了移民生活的“磨合期”，“蜜月期”也很可能再次到来。
李晟(化名)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当初选择(移民)美国，一是自身条件符合，二是喜欢纽约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纽约的环境让我生活得更充实也更有干劲”。
7年前来到美国时，李晟的感触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是感到压力的最重要原因，如果这时候再封闭自己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的话，就会感觉自己和当地人越来越疏远”。
随着逐步融入当地生活，李晟发现，“有的移民担心美国种族歧视，其实这种歧视有时是一些移民自己造成的”。
和李晟一样保持着乐观心态的技术移民还有不少。Christy就是其中一位。
“我5年前移民到澳大利亚，一来就爱上了这里。环境优越，邻里热情，孩子也能更轻松地学习、生活。我会一直留在这里。”
Christy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7年前，她的丈夫通过技术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就职于一家软件公司，短短两年时间，就积攒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产，把国内的妻儿都接到了自己身边。
Christy的孩子今年15岁，“孩子的教育是我们当初考虑移民的最重要原因。在国内，孩子实在太累。刚出来的时候还担心他不习惯这边的教育环境，但真的出来以后，发现自己和孩子都没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反而更自在。”Christy笑着对记者说。
十年前选择技术移民到新加坡的Sally同样“乐不思蜀”。
“当初的确有过难处，偶尔也会遭到不公待遇，但我从没想过要回国。一是这些困难只是生活里很小的一部分，丝毫不会影响到我，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喜欢新加坡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再回国，我已经不适应了。”Sally说。
担心“从天堂摔下”
除去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移民，2013年，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蓝领移民”。
目前，国际上对“蓝领移民”的定义尚无统一标准。前述《蓝皮书》认为，“蓝领移民”是技术移民概念的一种延伸。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技术移民等同于“高科技”技术移民，而“蓝领移民”则多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被广泛或急切需要的人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雇主担保类移民政策，对于蓝领特殊人才，可以放宽其语言和资本的其他要求，这为“蓝领移民”提供了更多机会。
从2005年开始，仅仅800多名村民的山东后楚庄村，就有100多人在澳大利亚打工，不少人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绿卡”，成了远近闻名的“焊工村”。2011年以来，广州也出现以保姆身份移民至加拿大的热潮。
刘欣，22岁，贵州凯里人。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到广州打工。两年前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一家华人家庭里做保姆。“刚过来的时候，我几乎一句完整的(英语)话都说不全。现在去超市买东西已经没问题了，但就是不会写，还是文盲。”
刘欣眼里，温哥华的生活让她既兴奋又纠结：“我挺想留在这的，挣得多又长见识，也给家里人‘争面子’。可我没什么文化，除了干这个(保姆)，我什么都不会，不敢想太远，害怕。”
根据刘云华的观察，大多数和刘欣一样的“蓝领移民”在当地都很难找到归属感。他们多为挣钱而来，并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国外的生活和文化。“而对发达国家而言，‘蓝领’技能人才的需求并不一定是长期需求，一旦此扇大门封闭，他们会因为自身局限性而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摔下来可能会很疼，但至少这里曾是个天堂。”刘欣感叹。
(本报记者潘琦、李东霞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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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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