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荣生（资料图）
从网现举报材料到“潜逃”未果被羁，过去三年，不知蔡荣生是否一直心怀惴惴。哪怕在2012年，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处长还获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呢。
蔡荣生2002年获人大博士学位，随后从国台办跳到人大，恰赶上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2003年2月，教育部发文，包括中国人大在内的22所高校试点改革。
据教育部发言人日前回应，蔡的贪腐基本可确定与自主招生相关。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否认招生改革，而应继续推进改革力度。改革伴随的问题，应靠更深入的改革解决。
所以，自主招生也恰似道“窄门”。《新约》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从传统高校统招到自主招生，好比从“宽门”折返“窄门”，寻租空间何其广阔！
数不尽的各种“生”
凡2000年后上大学的，高考前应都见证过各种“保送”奇迹。印象最深的，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大奖者既能一举成名，又能一夜入名校，真羡煞我辈。而那“奥赛”保送生，更让我等文科生“由嫉生恨”。
所幸1998年后开始大规模扩招，且充分产业化，让我们不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不过，及至好不容易考个重点大学（代号211、985），同年级的一些新生又让人“恨爹不成刚”。就说我那非著名母校，当时同班的就有：艺术特招生、体育特长生、定向生、委培生、少数民族生、自费生、补录生等。区别在哪我不知，但他们偶尔“得意忘形”地透露自己高考分数时，你只能讪笑：感谢伟大的改革，让我们成为同学。
据2009年4月4日《新闻联播》对自主招生的整体评价，此项改革“对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作为“一考定终身”的亲历者，我们心里酸归酸，终也“辨证”接受，何况这些“生”中也确有不少优秀的“偏才”、“怪才”。
当然，不得不看到，由于现行自主招生机制实际上嫁接在计划经济式的全国统招之上，就滋生出一种中国式的怪胎，与国际通行的（包括民国时曾盛行的）自主招生相去甚远。
2010年有教育界人士总结《“高招”猫腻十种揭秘》，包括：校董降分型、线下点招型、线上点招型、双门特招型、故意调档型、退档恐吓型、专业调换型、学校推荐型、特长加分型、竞赛加分型。若对照近年曝光的招生丑闻，加分生最常见。像2010年在湖南蔚为大观的学生“武林高手”，他们都借武术项目获10—20加分。再有所谓“点招”，在低于投档线时仍可指名录取，可给本校教职工子女。
2010年，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扩大到80所。另据教育部要求，自主招生人数不能超过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
指标明确化，看似离透明招生近了一步，却也意味着争抢更加疯狂。前述揭秘文章就透露了部分高校借此敛财的新招：先设立捐资助学办公室，开设校外银行特别账户，并租下一间办公室，通过电话通知或中间人联系，待考生家属带上现金或银行卡到指定银行缴费，又在“自愿捐助学校建设”协议上签字，便可换到一纸正式录取通知书。
因是校外特别账户，交易本身不见光，这过程中任意关卡都可能面临若干比例的截留。那些花钱买大学上的，真正付出的代价，也就可能比最后实际入账的要多很多。这些当然还只是“可能”，蔡荣生们究竟以何手段敛财，还得等司法公审揭开谜底。
“一根线上的蚂蚱”
检视近年高校腐败案，与招生相关且较典型的有，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西招生出现“不交10万不录取”，以及2008年湖南五所高校招生处处长倒卖高考指标等。
上述案件中，其内部关系链异常清晰：谁有权控制指标数量？——省教育厅；谁有权分配指标去向？——包括招生处长在内的高校领导；谁有权获取指标信息？——整个教育系统及利益相关人；谁有买指标的需求？——考生及家长。
所以，在招生“市场”培育下，已出现一个庞大的“掮客”群体，其中尤以有工作便利的教职工为主。同时，招生系统也基于共同利益需求，形成一个颠扑不破的“圈子”：互相介绍、互通有无。
这些关系一经固化，即让利益链上的“交易”更加隐秘。所谓“一根线上的蚂蚱”，从某种程度说，也将促就生成稳固的互保机制。况且，由于关乎教育公平、社会稳定，即使遭举报，如情节不甚严重，地方一般也倾向隐忍不发，以免造成公信力更大危机。所以行内人士就称，招生处长的位置，非领导“亲信”坐不可，一荣俱荣，确保政治安全。
暧昧的监管
那么整个过程何以监管失灵？这得从高校管理体制说起。
还以我那非著名母校为例，由两所部属院校合并而来：一为财政部，一为司法部，后统归教育部管。这意味着，咱那校长先生在行政级别上，与那省教育厅长平起平坐。
此般逻辑，依部属、省属、市属等高校性质，几乎皆可套用。上级鞭长莫及，同级无可奈何，就难怪有高校部分人士借“自主”之名，行滥权之实。而那省级招办虽可“恃指标而骄”，但指标只有“落地”才有变现可能。双方的关系必然暧昧，有力监管从何而来？
地方监管无力，乃至失灵，或正是2012年教育部发布“六个不准“、”十大禁令”的重要背景之一。比如排在最前的两条：“严禁省级招办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等学校指名投放考生档案”、“严禁省级招办对已录取考生违规变更录取学校”，都针对省级招办。措辞真可谓严厉，“对发生违规招生行为的单位或工作人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走过“窄门”
2009年11月，中青报曾对2117名公众做了关于自主招生的在线调查，66.7%认为“钱权交易不可避免”，56.78%认为“自主招生过程不够透明”，48.8%认为“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学生更不公平”，69.7%认为自主招生首先要保证公平公正，提高公信力。
由此可见，透明招生早已民心所向。日前教育部发言人回应蔡荣生案时也着重表示，要求所有参与自主招生的高校进行阳光招生，公开公示，确保公平公正。
以自主招生常见“面试”程序与“校长推荐制”为例，往往都起决定性作用，但考生及家长其实对评价体系都不甚了解。故信息不对称，不仅体现在指标上，整体录取机制上也完全没有给外部留“申诉”或监督空间。
功也指标，罪也指标。当前自主招生出现各种问题，不是因高校的“自主”性过强，相反是因其自主性太弱，从而导致既有行政化体制可以任意干涉。而且在未建立更专业录取部门（譬如招生委员会等）的情况下，普遍施行考、录合一，由此确立“绝对权力”，又岂能杜绝腐败？
回溯十年路，用以规范自主招生的，仅有教育部的数份“红头文件”，离真正法制还太远。尤其是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办法、监督管理办法等，都亟需在总结经验教训，尽快形成统一规范。
这也正是未来教育改革必须要过的“窄门”。必有疼痛，但万众期待阳光照进现实。
“理中客”点评：
高校腐败一直比官员腐败更让人唏嘘，因为教育乃社会之根，若烂到根上，何谈发展？此前人们常针对空空的“高校行政化”几个字，如重拳打棉花，总不得力。本期“理中客”嘉宾邵铭则解剖了“高校行政化”带来贪腐背后的逻辑：共同的利益，暧昧的监管，法制的缺失——高校贪腐可不仅是几个师德尽丧者做了龌蹉事那么简单。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为高校招生改革提出要求，惟愿走过邵铭所指的那道“窄门”，一切都能好起来。
作者：邵铭 法律人、媒体人
出品：网易“理中客”栏目组（观测网络流言，剖析热点事件，欢迎赐稿zhenhuapind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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