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本账,记着两笔支出:一笔给干活的人,一笔给不干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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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干活的人那笔,是正一品年俸。
洪武四年定900石,十三年改米1000石、钞300贯,二十五年最终定死米1044石。永乐之后还要折钞折绢,宝钞越烂,到手越虚。《明史·食货志》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海瑞买两斤肉能上新闻。
给不干活的人那笔,是亲王岁供。
洪武九年定: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外加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两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料草每月支五十匹。一个亲王的本色米,是正一品的四十七倍。洪武永乐年间又大片划给王府草场、湖池、苇荡、柴山、渔课;郡王诸子年十五,各拨永业田六十顷,除租税。
一边一千石,一边五万石,还外加免粮庄田。这不是算错账,是制度从设计那天起,就把“干活的人领折钞,不干活的人领永业”写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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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算盘很朴素:百官给米,够吃就行;子孙给田,衣食无忧。他以为压低了官俸,就能省下钱养宗室;以为给宗室田产,就能让他们安分守己、不碰朝政。
他没算到两件事。
第一件,官俸压得太低,低到养不活人。正俸只够糊口,一个官员要养幕僚、养仆从、应付上官、打点京官,1044石米根本转不动。差额从哪来?火耗、常例、羡余、冰敬炭敬。这些不上账的钱,成了官员真实的收入结构。
朝廷给的是脸面,底下给的是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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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崇祯哭穷让百官捐输,一个个哭天抢地;等秩序一崩,从官员、勋戚、太监家里抄出来的银子,是天文数字。国库收不上来,不等于民间没有钱,钱都在“合法收入”之外流着。
第二件,宗室像传销一样裂变。洪武年间亲王郡王几十号人,到隆庆初玉牒上已经两万八千多人,每个人头上都压着一份岁禄。钱从哪来?从那些领折钞的官员治下的百姓身上刮。而王府的庄田还免粮,投献成风——百姓为逃赋,主动把地献进王府。
于是到中后期,账彻底失控。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巡按孔贞一奏报:成都府十一州县沃野,为王府所有者十分之七,军屯十分之二,民间仅十分之一。黔国公沐氏在云南的庄田约占全省可耕地三分之一,违制多占被劾的就有八千八百多顷。景王、潞王各赐庄田四万顷,福王开口四万顷,群臣力争砍到两万顷,河南不够拿山东湖广补;瑞王、桂王、惠王各三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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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两笔账合流了,朝廷把合法收入定得让人活不下去,官员只能自己找外快;朝廷又把土地和免税特权大把送给宗室,宗室越吃越胖。两边都在从同一个税基上抽血,只不过一个抽得隐蔽,一个抽得明目张胆。国库账面上永远空着,钱和地却都在“合法”的名义下流走了。
所以明朝不是亡于没钱,是亡于钱被制度自己分流了。朱元璋想用低俸省钱、用田产养宗室,结果低俸逼出了灰色收入,田产养出了免粮巨兽。等外挂长成参天大树,朝廷想收收不动,想动动不了。最后不是被外敌打垮的,是被自己亲手写进祖制的那套分流机制,一点点抽干的。
三百年后,那些免粮庄田和灰色银子连本带利,是拿朱家自己的血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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