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谈判现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以色列反对派有机会终结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统治,并开始修复该国受损的民主体制和国际地位。但其领导人可能付出的代价,或许会损害他们正试图保障的未来本身。
寻求组建以色列下一届政府的前军方首脑加迪·艾森科特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掌控48席。
加上阿拉伯政党提供的19席——这一数字创下历史纪录,且其支持实际上是无条件提供的——他拥有67席,构成舒适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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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是政治性的,而非算术性的:艾森科特的大多数伙伴承诺不会组建依赖阿拉伯政党的政府。接受其支持将违背这一承诺。
替代方案是拉入14名哈雷迪(极端正统派)政党议员,这些政党数十年来一直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及右翼阵营结盟。但这将损害反对派的另一项核心承诺:终止数万名哈雷迪经学院学生享有的广泛兵役豁免。
这两项被违背的承诺,其代价可谓天差地别。
阿拉伯政党的要求相对较少,主要是打击阿拉伯社区的有组织犯罪和暴力。相比之下,哈雷迪的要求远超征兵范畴,延伸至公共拨款、教育和社区自治,可能带来毁灭性的长期后果。
根据报道,并结合其声明的言外之意,艾森科特似乎愿意选择阿拉伯方案,可能依靠他们在48人联盟之外的支持。他自身提出的条件——包括将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似乎至少能被一个阿拉伯政党拉姆党所接受。
内塔尼亚胡的算术难题
与内塔尼亚胡的叙事相反,这样的政府未必会迅速垮台。以色列要求进行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必须有61名议员就替代政府达成一致。内塔尼亚胡的阵营仅有53席。
以这种方式推翻艾森科特,实际上需要阿拉伯议员帮助内塔尼亚胡重新上台,这一前景极不可能。其他风险也存在,包括预算无法通过,但所谓政府必然垮台的说法缺乏说服力。
眼前的障碍似乎是阿维格多·利伯曼,高度世俗化政党“以色列我们的家园”的领导人,他仍不愿依赖阿拉伯议员——至少在穷尽与哈雷迪的谈判之前是如此。
这里的讽刺之处在于,利伯曼的政治身份正是建立在反对哈雷迪特权和宗教强制之上的。如今他似乎准备迁就那些他多年来一直谴责的政党。
如果艾森科特和利伯曼共同明确表示阿拉伯方案可行,哈雷迪就会明白自己并非不可或缺。他们的要价本可能低得多。
而利害关系远不止于征兵。经过三年冲突,兵役平等是一项正当诉求。数十万人在预备役中度过了漫长数月,家庭失去了亲人,军队需要人力。对经学院学生的广泛豁免构成深刻的道德不公。但征兵问题与经济与人口威胁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以色列日益加重的哈雷迪经济负担
只有约半数劳动年龄的哈雷迪男性有工作,平均收入远低于其他犹太裔以色列人。哈雷迪男孩被系统性地剥夺了现代经济所需的核心课程——数学、英语、科学和职业技能。内塔尼亚胡历届联盟政府加码的国家补贴鼓励长期宗教学习而非就业,使依赖代际延续。
哈雷迪目前已占以色列人口约六分之一,平均每户超过六个孩子。以色列银行发布的研究发现,一个普通哈雷迪家庭对应的公共支出每月接近13,000新谢克尔(约4,300美元(约 2.9万人民币)),包括福利、补贴和政府服务。这种激励结构使经济依赖得以固化。
随着该群体占总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以色列无法无限期维持这一模式。这是一座终将倒塌的纸牌屋——如果生产性以色列人认定无解而干脆离开,这一进程将加速。
补救措施众所周知:在公共资助学校中要求开设有意义的核心课程,逐步减少鼓励无限期经学院学习的补贴,奖励就业和经济独立,同时保护贫困家庭。
指望通过与拉比领袖的愉快对话实现这些改革的人,误解了分歧的本质。我与哈雷迪拉比的对话——包括发表在媒体上的那些——让我看到他们多么珍视与更广泛社会的隔离。通识教育和经济独立威胁着他们的权威。
变革需要政府政策、拨款条件和经济激励,同时为寻求更大程度融入的哈雷迪提供支持。
多年来,人们的希望是一个摆脱了内塔尼亚胡对哈雷迪依赖的中间派政府能够最终实施这些改革。如今,一个为取代他而组建的政府,可能恰恰会延续同样的体制。
哈雷迪的要求包括为不设核心课程的学校提供拨款、维持宗教与国家安排、保护机构自治。全盘接受这些要求可能使改革停滞多年。
周日我在以色列媒体提出了这一困境,与利伯曼“以色列我们的家园”议会名单第二位的拉菲·本·希特里特进行了辩论。
我问道,为什么他的政党几乎轻蔑地拒绝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代表伸出的手——这些公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几乎无条件地提供支持?毕竟,哈雷迪的要求威胁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
我论证道,如果连反对派都放弃全面改革,生产性以色列人的绝望将是巨大的,可能导致国家繁荣所依赖的人才外流。
“我们不反对阿拉伯公众,我们对阿拉伯公众的公民权利和完整权利没有任何异议,”本·希特里特回答说。但他表示,阿拉伯政治代表“不是我们的伙伴,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是伙伴。”
他举了联合名单议员在以色列国歌《希望》奏响时示威性离场的例子。“我从未听到阿拉伯公众在议会的领导人说过一句简单的话——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是恐怖组织,必须被摧毁,”他继续说道。
他要求明确承认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依据其《独立宣言》。“只要我们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这些,他们就不是伙伴。”
他无视了我的反驳——拉姆党已表示愿意满足这些条件。
在一个被10月7日创伤的国家,这样的反对意见值得考虑。但坚持商定的治理原则,与将一个五分之一人口选出的代表视为本质上不可接受,有着根本区别。
这对阿拉伯公民是多么毁灭性的信息:即使你们的代表愿意支持一个致力于民主原则的政府,他们也不受欢迎。
对以色列生产性和服兵役人群传递的信息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承诺变革的政党也可能保留威胁国家未来的安排。由此产生的幻灭感可能是巨大的。
理论上还有第三种选择。上周末,艾森科特和内塔尼亚胡的团队会面讨论“团结政府”——这是内塔尼亚胡在选举失利时倾向于推动、且总是坚持由自己领导的方案。会议一小时后破裂。
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交给艾森科特的“授权”将于12月到期。预计会有更多角力,因为反对派乏善可陈的竞选活动使其处境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弱,面临艰难的妥协。
最终,一个包括哈雷迪的政府或许值得考虑。但推迟改革与承诺阻止改革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艾森科特可以在征兵节奏上妥协,推迟艰难预算之战。但他绝不能保证为拒绝核心课程的学校提供永久拨款,固化抑制就业的激励措施,或接受削弱司法审查的措施。
如果哈雷迪坚持不让,他可以说自己本着诚意谈判,但他们的条件不可接受。届时连利伯曼也可能重新考虑与阿拉伯的合作。事实上,在征兵问题上背弃承诺,已使他自己在新选举中再次参选变得更加困难。
无论如何,他应该明白,以色列不能一边无限期地自称民主国家,一边将阿拉伯政治参与视为几乎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事情。
还有一点:面对民主国家最具破坏性的现任者之一,反对派进行了一场胆怯、温吞的竞选。效果不够好。下次,请打一场有效的选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美国民主党人最终都找到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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