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从华盛顿寄出的问询信,把德国奔驰推到了中美产业博弈的聚光灯下。
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一口气抛出24项问题,要求奔驰在12月1日前交出协议、通信记录和供应链资料。
表面上,美国在审查一家车企的安全风险;仔细看却会发现,奔驰真正需要解释的,是自己为何拥有中国股东、使用中国零部件,又与中国科技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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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轮调查由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起。
信件重点盯上了奔驰与北汽、吉利创始人李书福,以及禾赛科技、腾讯、Momenta等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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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想知道,中方股东是否能够影响奔驰的重大决策,能否接触研发资料和内部信息;奔驰在美国生产、销售的车型中,究竟使用了多少中国零部件;双方又签署了哪些技术合作协议。
委员会还要求奔驰交出与北汽、李书福相关投资主体之间的重要协议,以及近年部分往来记录,并希望奔驰北美负责人到国会参加面对面会谈。
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合规问询了。
一家德国公司与哪些股东合作、从哪里采购零部件、使用哪家企业的激光雷达和智能驾驶技术,本来属于商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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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些内容却被美国国会整体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连企业高层之间的沟通也要接受审查。
在我看来,美国真正想弄清楚的,并不是奔驰有没有被中国企业控制,而是中国资本和技术究竟在奔驰的全球体系中扎得有多深。
奔驰给出的回应很直接:公司由管理层独立运营,中方股东在管理委员会中没有席位,也没有经营管理权限,奔驰愿意配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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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点出了整件事最关键的矛盾。
美国议员担心的是股东身份,奔驰强调的却是实际控制权。
两者原本应该通过公司治理事实进行判断,可华盛顿正在尝试用一个更加简单粗暴的数字,把复杂问题直接切开。
这个数字,就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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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奔驰公布的股东结构,北汽持有奔驰9.98%的股份,李书福通过Tenaciou3 Prospect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9.69%。
两者合计达到19.67%,接近奔驰总股本的五分之一。
单独看,两名股东都没有超过10%;合并计算,却越过了美国参议院相关法案设定的15%门槛。
这项《网联车辆安全法案》已经获得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通过,但尚未完成全部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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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法案还把限制范围延伸到车载软件、通信硬件、自动驾驶系统、调制解调器、天线及部分电池管理电子设备。
换句话说,它防范的已经不是一辆完整的“中国汽车”,而是整条智能汽车技术链。
问题在于,15%的股份并不天然等于15%的控制权,更不能直接推导出数据会被转移、技术会被获取。
股东能不能影响企业,要看董事席位、表决安排、合同权利以及实际经营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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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已经明确表示,中方股东没有管理席位,也没有管理权限。
在没有拿出具体违规事实之前,仅凭股东国籍和持股比例便推定安全风险,很难说是一套精细的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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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出现了一个颇为微妙的局面:法案先划出15%的红线,奔驰因此面临理论上的销售限制;随后,推动法案的人又表示会给奔驰留出通道。
在我看来,这说明15%更像一根政治杠杆,而不是不可调整的安全标准。
当华盛顿需要向汽车行业展示强硬姿态时,这条红线可以成为压力工具;当限制可能冲击美国工厂、就业和供应链时,又可以通过授权、豁免或过渡期进行修补。
规则表面上针对中国,实际承担不确定性的,却是奔驰这样的跨国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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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无法轻易放弃美国市场。
其位于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的工厂拥有约5800名员工,自1997年投产以来累计生产超过500万辆汽车。该工厂生产的SUV约有60%出口海外,周边还有大批供应商和服务岗位依赖这套生产网络。
一旦美国市场准入出现问题,受影响的不只是德国总部,也包括美国本土投资、就业和出口。
可奔驰同样离不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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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是重要汽车市场,也是电池、智能座舱、传感器、自动驾驶和整车制造能力高度集中的地方。
奔驰与中国企业合作,并非单纯为了获得资本,更是为了缩短技术开发周期、降低供应链成本,并适应中国市场快速变化的智能化需求。
这正是奔驰最难受的地方。
美国要求它证明自己没有受到中国影响,但奔驰又必须依靠中国市场和技术生态维持竞争力。
倘若为了美国合规而大规模调整股权、供应链和合作伙伴,成本将由奔驰承担;如果维持现有合作,又可能面对更加频繁的调查与许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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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被点名的是奔驰,明天可能就是其他同时使用中国电池、传感器、车载软件或资本的国际品牌。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美国多问了24个问题,而是判断一家汽车企业能否进入美国市场的标准,正在从产品是否安全,扩展到股东来自哪里、合作伙伴是谁,甚至企业与中国保持怎样的商业关系。
这意味着全球汽车企业今后可能不得不建立两套体系:一套服务中国市场,一套满足美国规则;零部件、软件、数据和资本结构都要分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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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付出的将是重复研发和合规成本,消费者承担的则可能是更高价格、更少选择以及更慢的技术迭代。
美国当然有权保护本国数据和基础设施安全,但安全审查需要具体证据,也应当与实际风险相匹配。
如果仅凭中国股东合计超过15%,就把一家独立经营的德国车企推向禁售边缘,那么这套制度保护的恐怕不只是数据,也包括美国汽车产业不愿面对的竞争压力。
奔驰能否在12月1日前给出让国会满意的答案,目前还不好判断。
但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华盛顿递给奔驰的表面上是一份问卷,背后摆着的却是一道选择题——想继续进入美国市场,就要不断证明自己与中国的距离足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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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盛顿的追问,恰好发生在奔驰本土压力不断上升的时候。
由于销量和利润承压,奔驰已开始重新评估未来投资,德国舆论甚至担心工厂调整与岗位外迁。
德国汽车业眼下不仅要面对中国汽车在价格、智能化和新能源领域的竞争,还承受着能源成本上升、绿色转型投入增加等多重压力。
过去,德国曾期待依靠风能、太阳能和电动化创造新的产业优势与就业增长,可现实是,部分制造业岗位正在流失,冬季能源紧张时又不得不重新考虑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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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再用股权和供应链规则给奔驰增加一道门槛,等于把它同时夹在德国转型、中国竞争和美国审查之间。
这样看,奔驰最难回答的恐怕不是那24个问题,而是未来究竟在哪里生产、与谁合作,又能把汽车卖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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