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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风带着一点凉意,在科技园那层落地窗前坐定下来了,盯着账上九百四十万数字看了很久。四十八岁了,开着五十人的公司,名下两套房子,一辆开了好几年、漆面都有点斑驳的老雷克萨斯。钱够花的可以买很多年。但是生活不是只有资产负债表而已,我妈今年79岁了,在这周又打来了三个电话,最后那个电话里她带着哭腔说:“我走了,谁给你烧纸戴孝?”这话就像一把钝刀一样从头割到脚。我没有结婚,真的是因为托大才摔倒两次之后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鞋底都是碎的。
第一次栽在大学同学佟蕾身上。当年她进了武汉的一家研究所,我让她来深圳,她死不肯。吵了一整年,二〇〇二年冬天,深圳下了场罕见的雨,我蹲在白石洲那间漏雨的单人房里,听着外面噼里啪啦的声,在电话里她说去相亲了,对方家有三套房。我说“那你去吧”,声音平得连自己都吓一跳,挂断前听见她的哭声断了,像是突然卡住了。二〇〇八年回武汉,我去了趟她单位对面的街,在那儿站了十分钟,买了两份周黑鸭,没给她,自己在候车室里啃完了。那一刻我明白,攥紧道理的手,最后只会把感情攥成粉末。
第二次是2011年客户介绍的刘婷,上海人,在做风控的。我们谈婚论嫁,却卡死在两座城市中间。她坚持孩子要在上海养,我说公司是我的半条命,搬不动。二〇一三年在香蜜湖那顿饭,她笑着说:“我们不错的地方,不在同一个地方。”后来她去了香港,再后来听说去了新加坡。二〇一九年她发微信说深圳楼又高了,我回了个笑脸。从那以后,我再没找过。
四十五岁那年有个三十四岁的姑娘谈论第三面的财产公证、孩子归属等事情时条理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程度。我开车回滨海大道的路上突然没了劲。再走一遍相亲、婚礼、育儿的过程,我都六十了。我不是走不动,是我问自己图啥?二〇二三年除夕,我在光明区的一个小房子里,表弟打电话来问我一个人是否可以,我说我在蒸鱼。挂了电话之后倒一杯红酒看春晚,忽然就笑了。这日子过惯了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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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万没有秘密,在2008年做外包攒的第一桶金,在2014年正式成立公司。我开销很小,一年二十万封顶。前年三月半夜胃疼,独自去南山医院急诊。输液输到凌晨四点,护士问家属呢,我说没有。第二天办出院,早点摊大姐叫我“阿妹”,我四十六了,她叫我阿妹。那一刻不觉得凄凉,只是惊觉在这城里,我没一个人必须知道我的下落。疼了一夜没人知,好了也没人知。这是不结婚的代价,硬得硌牙,但是实在。
我不是赌气,而是算账。结婚对于二十岁而言是起点,对于四十岁而言是选择题。我不愿付那个价,宁愿用九百万买个“我说了算”。但是账上有算不平的,去年我妈查白内障,在手术台上抓住我的手说:“妈怕走了后,世上没人是你家里人。”这句话我记得到现在。
这两年我在续线。第一根线是妈,每月坐高铁回株洲一次,陪她买菜讲价,看她为了几毛钱跟菜贩扯淡。第二根线是远房侄子,不管他读职校还是读高中,每周来公司蹭饭,废话多但是不说话。第三根线是一只土狗叫元宵,在2022年被捡回来。它早上六点就叫我起床,比闹钟还准时。有人笑我找心理安慰,我说对的,到这把心理安慰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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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安排。两百万存单养老底,三百万理财,三百万在股权和房子里。立了遗嘱之后一半给侄子,并且要求侄子取得技师证;四分之一给助学基金会,四分之一给我妈。律师问有没有直系亲属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想清楚了吗?我想清楚了,这辈子自己挣,自己走,自己安排。
四十八岁头发变白,在体检报告上可以发现有结节。我想学考个驾照,学做几道正宗粤菜,带我妈坐飞机去黄果树看看。我不排斥婚姻,排斥的是为了不孤独而凑合。钱不能解孤独,婚姻是合伙不是保险。不结婚不可怕,可怕的是断了线。选什么都有代价,我认了。认了的人不会抱怨,不会认的天天打官司。我四十八了,官司打完了,判决书签了。
上个月从株洲回来,在高铁上没有事情做。元宵在小区门口等我,它能听出我的脚步声,在离楼栋还有五十米的时候就开始叫。物业说它天天这个点等。我蹲下摸它的头,它用湿漉漉的鼻子顶我的手。晚上煮鸡胸肉、蒸鲈鱼,一个人一条狗,吃了顿正经晚饭。坐在阳台看南山那片灯火,心里默念李叔,这日子就是你一寸一寸自己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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