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大学生考上辽宁编制,入职刚满四月,全员全部选择离职
我叫贺兰松,今年三十岁,是这“三名大学生”里的一个。两年前,我们仨考进辽宁西部一个小县城的事业单位,同批入职,同在一间办公室。今年春天,我们仨前后脚递了辞职信,入职刚满四个月。这事在当地小范围传过一阵,说什么的都有。今天我把真实经过讲一遍,不洗白,也不带节奏。
先说我们仨是什么人。我,贺兰松,研究生毕业,学的是农业经济;白一鸣,本科,学计算机的;女生叫屠晓菲,学环境工程的。我们仨老家都在这个市底下不同的县,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毕业那年赶上就业难,家里就一个声音:“考编吧,稳定。”
那个岗位招三个人,报录比一百比三,我们仨是真刀真枪考进去的。放榜那天,三家父母把酒都摆了。我妈在饭桌上说了一句:“咱家从你爷爷那辈起,头一个吃公家饭的。”我至今记得她抹眼泪的样子。
单位在县城边上,坐办公室,做材料、下乡核查、填报表格。工资到手三千一,有公积金,有食堂。头两个月,我们仨干劲很足。晓菲下乡最勤,一鸣把单位的台账做成了小程序,我把一份产业调研写成了内参。
变化是从第三个月开始的。
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空谈,是几件很小的事,一件一件落下来的。
第一件,是我写的那份内参。我花三个星期写的产业调研,指出我们县那个农业园区的一些实际问题,交上去以后,科长把我叫去,说的不是“写得有水平”,而是:“兰松,材料要往上送,先给主任那边过一遍口径。有些数,抹一抹,别给自己找麻烦。”抹完以后的版本,跟我写的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我不觉得所有单位都这样,可那一次,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第二件,是一鸣的事。他做的那个小程序,把全单位五十多个人每周填表的时间从三个小时压到二十分钟。他本来挺得意,结果月底评优,名单上没有他,科长私下跟他说:“一鸣,技术活儿不算主要业绩,你这程序,别弄太精,有些表,就是要人填的。”他后来跟我说了句让我愣住的话:“我四年的计算机,在这儿最大的用途是把表填快一点,而且不能太快。”
第三件,是晓菲的。她跟着科长下乡核查一个环保整改点,回来写报告。现场什么情况她如实写,科长改了三遍,最后一版和现场的差距,她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她说:“我学环评的时候,老师讲的第一课是数据就是良心。我第一个月就把这课丢了。”
我们仨不是没挣扎过。第四个月初,我们在食堂碰头,认认真真算过一笔账:留下,工资三千一,涨薪靠年头,五年后大概四千出头,公积金能攒下一套房的底子,稳定是真稳定;走,我这种专业去省城的农业公司,起薪八千往上,一鸣去企业做开发一万二三,晓菲去环评机构七千起,累,有考核,有失业风险,可专业不废。
算完账,我们谁也没当场拍板。真正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四月里的一次全体会。会上布置了一项“材料提升任务”,要求每人每月报送稿件若干篇,次年考核排名。散会以后,晓菲在楼道里说了一句:“我考编是为了安心做事,不是为了数自己发了几篇材料。”那天下楼,我们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一鸣说:“要不……都递了吧?”
结果你们都知道了:四月底,三份辞职报告,前后差了六天。
辞职的过程比想象中体面。科长挽留过,主任也找我谈过一次,说的都是实在话:“你们仨是这些年进来最好的苗子。但我也把实在话说给你们,这单位十年没进过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了,为什么留不住,我心里有数。你们走,我不拦,只提醒一句——外头风雨大,编制是好天里的伞。”
我记住了这句话,这些年也确实淋过雨。
现在两年半过去,交代一下后账:我在省城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做产业分析,去年牵头做了一个县域特色农产品的方案,客户恰好包括我们县。一鸣在一家做农业物联网的企业,去年他们的设备装回了我们县的三个大棚。晓菲在环评机构,今年考过了注册环保工程师。今年春节,我们仨在县里聚餐,一鸣说起他们公司跟县里签了合作协议,晓菲说他们那个整改点,她隔着机构的手,真正盯到底了。三个人喝到微醺,谁也没说“走对了”这种话,倒是晓菲说了一句:“当年考编和辞职,都不丢人。丢人的是明明心里有数,还装没数。”
我们仨至今跟老科长还有联系,去年他还托人问我:“你们那个小程序,源码能不能给单位用?”一鸣第二天就打包发过去了,一分钱没收。科长回了一条很长的信息,末尾一句是:“你们仨走了,可惜了。可你们仨要是留着,把自己憋屈坏了,也可惜。”
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有人骂我们任性,有人夸我们清醒。我都不接。我只把这段路讲给和我当年一样站在岔路口的年轻人听,三条,都是我自己趟出来的:
第一,编制保的是下限,不是上限,更不是意义。 它是一把好天里的伞,挡得住失业,挡不住心荒。你要伞,就别嫌伞下走不快;你要赶路,就别骂伞小。两边都是真话,看你要哪边。
第二,辞职不可怕,可怕的是辞得只剩情绪。 我们仨是算完账、找好后路、把最后一根稻草确认完才走的,不是摔门而去的。年轻人想走可以,但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有什么、我要什么、我要去的那条路上饿不饿死人。三个都答得上来,再递报告。
第三,一个地方留不住年轻人,账不能全算在年轻人头上。 我们仨不是受不了苦,是受不了“做事不重要、口径最重要”的那种消磨。哪里的土壤能让年轻人用所学干实事,哪里就留得住人,这条,对单位、对地方、对企业,都一样。
今年秋天,我回县城出差,路过原单位门口,站了两分钟,没进去。
里头的办公灯还亮着。我朝那边点了点头,走了。那三年一百二十天的编制,我认它的好,也认它的不合适,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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