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静,今年三十六岁,在城东一所小学教语文。丈夫李伟在建筑公司做预算,儿子乐乐刚上一年级。日子不算富裕,却踏实,每天送孩子、改作业,一天一天过得飞快,快到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平淡下去。
李伟有个姐姐叫李梅,比他大七岁,今年四十五。婆婆总念叨她命苦,年轻时嫁了个不靠谱的男人,孩子刚上小学就离了婚,一个人把女儿李梦拉扯大。李梅在小区门口开了家小超市,起早贪黑,人瘦得像根竹竿,嗓门却大,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她招呼客人。
李梦是李梅的命根子。这话是婆婆说的,而且每次说的时候,眼睛都看着李梦,那眼神里的疼爱,我儿子乐乐都很少享受到。李梦今年二十一,在市里读大专,学的护理,眉眼随她妈,清秀,就是有点娇气,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
我和李梅不算亲也不算疏。她是大姑姐,我是弟媳,逢年过节见个面,客客气气吃顿饭。她偶尔说我做的红烧肉太甜,我也笑着应一声。仅此而已。
变故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
那阵子李梅总说没劲,脸也肿,一开始以为是累的,超市生意忙,她一个人进货理货看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后来有一次,她在店里直接晕倒,是隔壁水果店老板打的120。
查出来的结果是尿毒症,晚期。
我到现在还记得李伟接完电话回来,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手机屏幕还亮着,人却像被抽走了魂。他抬头,嗓子哑得厉害,说我姐要透析了。
从那以后,超市关了门,李梅一周三次去医院透析。我去看过她两次,她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插着管子,瘦得颧骨都突出来,看见我还笑,说陈静你来了,给我倒杯水吧,医院的水有股味儿。
我心里不是滋味。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
真正让我没想到的,是后面的日子。
透析只能维持。医生说,最好的办法还是肾移植。李梅听了,眼睛一下亮了,那是我很久没在她脸上见过的光。可肾源不好等,排队的人多,她这情况等不起。
于是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先是婆婆来我们家,来得比以前勤。以前一个月来一次,那阵子一星期来三回,每次拉着我的手,说陈静啊,你是有福气的人,身体好,心也好。我说妈您有话直说。她叹口气,说梅子这病你也知道,一家人总不能看着不管。
我说,妈,我们每个月给姐拿两千,这已经是我们能拿出的极限了。
婆婆摆摆手,说钱是钱,命是命。
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才明白,她说的命,是让我拿命去换。
李伟那阵子话也少了,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有天半夜他忽然开口,说陈静,你去医院做个配型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配型?我?
他说就是抽个血,看看合不合适,又不是让你马上捐。
我说那李梦呢?她是亲闺女,她配型了吗?
李伟沉默了一会儿,说,妈说李梦还小,还在读书,不能动这个刀。
我一下子坐起来。我说她二十一了,成年人,什么叫还小?我三十六,还有个七岁的儿子要养,我就该去动这个刀?
那晚我们没吵起来,也没睡好。我背对着他,听见他在黑暗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一明一灭。我心里堵得慌,说不清是委屈还是寒心。
后来我又去了一趟医院。李梅正做透析,脸色灰白,见我来了,勉强笑了一下。我坐在床边,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反倒先开口,说陈静,我知道你们为难,可我这命,也就指望家里人了。
我听着这话,心里更不是滋味。我没接,只给她掖了掖被角。
回家的路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妈在老家,一听这事,声音都变了,说静啊,你可别犯傻,少一个肾不是小事,你还年轻,乐乐还小。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就好,这世上,先顾好自己,才顾得上别人。
我挂了电话,在路边站了很久。
过了几天,婆婆把一家人叫去她那儿吃饭,说是商量。饭桌上她先开了口,说梅子这病不能再拖,咱们一家人,得有人站出来。说完,眼睛就看着我。
我放下筷子,说,妈,我不是不心疼姐,可这事得讲道理。李梦是她亲闺女,配型成功率最高,为什么不让李梦先查?
婆婆脸一沉,说李梦还小,没结婚没生孩子,身上留个疤,以后怎么嫁人?
我说,那我已经生了孩子,所以我这身体就不金贵了?
桌上的气氛一下僵了。李伟在桌下踢我,我装作没感觉。婆婆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那顿饭我没吃完就走了。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李梦亲自找上门。
那天是周六,我刚把乐乐送去上兴趣班,回到家,就看见李梦站在门口。她穿着件米白色羽绒服,眼睛红肿得像桃子,看见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她扑过来抓住我的手,说舅妈,我求求你,救救我妈吧。
她的手很凉,抓得我生疼。我说李梦你先进来,有话慢慢说。
她不肯进,就在楼道里,眼泪一串串往下掉,说医生讲了,亲属配型成功率最高,舅妈你身体好,你去试试吧,我妈真的撑不住了。
我看着她哭成那样,心里也难受。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妈躺在医院里,换谁都慌。我拍拍她的背,说你先别哭,舅妈问你个事。
她抬起头,抽抽搭搭看着我。
我就问了一句,李梦,你为什么不捐?
这话一出口,楼道的声控灯正好灭了,又随着我们的动静亮起来。李梦的脸在那一下明一下暗的光里,变得很怪。
她不哭了。
她松开我的手,往后退了半步,嘴唇动了动,说我……我妈不让我捐。
我说,你妈不让你捐,你就来让我捐?
她低下头,声音很小,说舅妈,我从小就怕打针,一看见血就晕,我妈知道的,她心疼我。
我听完,没说话。我看着她那件干净的羽绒服,看着她手上新做的美甲,忽然觉得有点冷。
我说,李梦,你妈心疼你,你妈也是我丈夫的亲姐姐,我也有妈心疼。我儿子才七岁,我要是少个肾,以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管他?
她抬头,眼泪又下来了,说舅妈,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冷血。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李伟回来,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皱着眉,说李梦一个孩子,你跟她计较什么。
我说我计较的不是她,是你们一家人。你们谁问过我一句,陈静你愿不愿意,陈静你身体行不行?没有。你们商量好了,直接来通知我,好像我身上长着的东西,本来就该给你们留着。
李伟也急了,说那是我姐,我亲姐。
我说,那我呢?我是谁?
那阵子家里的空气都是紧的。婆婆见了我,脸上那点笑也没了,话里话外都是现在的年轻人心硬。有一次她当着我面跟李伟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让梅子自己想想法子。
我听见了,没吭声,只把碗筷放得重了些。
我不是没想过妥协。有几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李梅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想着她以前过年还给我儿子塞红包,心里也会软一下。我甚至偷偷查过,人少一个肾到底有没有影响,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没事的,也有说以后不能累着的。
我又想起乐乐。他睡在旁边,小脸红扑扑的,我要是真出了事,他怎么办?李伟一个大男人,粗手粗脚,婆婆又偏心,乐乐跟着他们,能过好吗?
想到这里,我把手机放下了。
我还是去做了配型。
不是为了谁,也不是因为我多伟大,我就是想弄个明白。我想知道我到底合不合适,也想看看,这一家人到底把我当成什么。
抽血那天李伟陪我去的。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到医院门口忽然说了句,谢谢你。
我说先别谢,配不配得上还不一定呢。
结果出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看着化验单说,你的肾功能有一项指标不太理想,平时可能没感觉,但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建议你做捐献手术,风险太大。
我愣了一下,问,什么意思?
医生推了推眼镜,说简单讲,你不合适,我们不能拿你的健康去冒险。
我走出办公室时,腿有点软。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别的什么。李伟迎上来问怎么样,我把单子递给他,说医生说我身体不行,捐不了。
他看了半天,表情很复杂,最后只说了句,那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让你侄女自己去配型。
这话传回家里,婆婆不信。她说哪有这么巧,早不查晚不查,一查就不行。她甚至怀疑我托人做了假。
我没跟她吵,只把医院的诊断报告复印了一份,放到她面前,说妈,您要是不信,拿着这个去别的医院问。
婆婆盯着那张单子看了很久,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眼泪就下来了。
后来的事反而简单了。
李梦到底还是去做了配型。结果出来,她跟她妈是半相合,可以做移植。医生说,虽然不如全相合理想,但在目前情况下,是最好的选择。
李梦知道结果那天哭了一整夜,婆婆抱着她也哭。李梅躺在病床上,拉着女儿的手,说妈不逼你,妈不逼你。
可李梦最后还是同意了。
手术是今年春天做的,很成功。李梅出院那天气色好了不少,虽然还是瘦,但眼睛里有了神。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句,陈静,以前是姐不对。
我说,姐,你好好养着吧。
我没说原谅,也没说不原谅。有些话,说出来反而假。
现在李梅每月复查都是我陪着去,李梦在外地上班,回不来。我们俩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有时聊两句,有时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倒也不觉得尴尬。
李伟对我比以前上心了。他会主动接乐乐放学,周末做顿饭,虽然做得不太好吃。有些事,吵过一架,反而清楚了。
至于李梦,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她过年回来见了我还是叫舅妈,客客气气的,可我知道,那句“你怎么这么冷血”,我们俩谁都忘不了。
我有时也会想,如果那天我的身体真的合格,我会不会捐。
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答案。
我只知道,人这一辈子,能替别人着想是好事,可要是连自己都不替自己着想,那才是真的傻。
乐乐前几天问我,妈妈,你为什么总去医院啊。
我说,去看你大姑。
他哦了一声,又问,大姑是不是快好了。
我说,快了。
窗外的树都绿了,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响。日子还得往下过,只是从今往后,我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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