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桂芹,四十六岁,住在山东临沂一个村里,平时在镇上的纸箱厂做零活,农忙就回家。我和丈夫老周种着六亩地,其中三亩是谷子。以前我总觉得,谷子收回来,最累的活就算干完了。老周出门前把木耙靠在墙边,给我灌满一壶水,再说一句“你看着点,我晌午回来”,我就觉得剩下这点事,一个人能应付。直到去年九月那个下午,我从院门旁的躺椅上醒过来,看见晒谷的篷布上黑压压落满了麻雀,连原先露着的蓝色布边都快找不着了。
那天手机上的时间是一点四十七分。我扶着椅子站起来,腿还是麻的,先喊了一声“去”,那群麻雀只飞起一小片,转眼又落下。我抓过墙边的扫帚,拖着鞋跑过去,鸟才呼啦一下散开,落到院墙和电线上。我低头看,谷面上到处是小爪印,靠墙的几处还混着鸟粪。我在太阳底下站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老周早晨说过,他十二点半以前一定回来。
这件事过去一年了,我还记得自己拿扫帚时,手心里黏着的汗。后来别人问我,究竟被麻雀吃了多少,我说不知道,真没法算。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收谷子时,我第一次没有像往常一样,顺手把老周换下来的衣服也拿去洗。
我们家的地一直没包出去。
老周在镇上的一家门窗加工点干活,按天算钱,忙起来一天两百多。我在纸箱厂计件,有活才去,收入没他稳定。所以家里只要遇上浇地、收粮,他常说:“你那边好请假,先顾家里。”
这话起初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年年这么安排,慢慢就成了家里的事默认都归我。
谷子是我们商量着种的。老周说,自家留些碾小米,剩下的卖掉,比单种玉米多一条收入。我也同意,头一年只种了一亩,后来加到三亩。可往外拿钱买种子、买肥料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算;到了间苗、除草、晒粮的时候,就没人再算有多少工了。
那年收谷子,老周请了一天假,和我一起把谷穗拉回来,请人脱了粒。前两天天气不好,我把谷子摊开又收拢,篷布拖来拖去,腰疼得夜里翻身都得先撑一下床沿。
出事那天,天气总算晴透了。
我早晨五点多起来,把谷子摊在自家院外的水泥场上。这块地方挨着院门,旁边有几棵树,平常就有麻雀。刚摊开时,三只五只落下来,我拍两下手,它们便飞走了,我也没太在意。
老周七点出门前,我特意跟他说:“今天你早回来一会儿,我这两天没睡够。中午你看着,我躺一下。”
他把电动车推到门口,说:“十二点半以前到,下午我再去。”
我听了,就没再催。
那天上午我翻了两遍谷子,还回屋把前一天泡着的衣服搓出来。十一点多,我煮了面条,给老周留了一碗。他没回来,我想着兴许活没干完,便先吃了。
吃过饭,我又拿木耙把厚的地方摊薄。太阳晒得人后脖颈发烫,我看手机才十二点十分,想着还有二十分钟,就把躺椅拖到院门阴凉处,坐下来等他。
手机只剩一点电,我拿进屋充上了。
我原本没打算睡,连鞋都没脱。眼睛闭了一下,再睁开,外头就是那一大片麻雀。
我赶了一阵,拿旧床单搭到竹竿上挥。它们飞到电线上,人往后退几步,又有胆大的落下来。我只好一直站着,后来找了两根杆子,把床单横着挂在场边,才腾出手给老周打电话。
电话接通,他那头是机器响。
“你在哪儿?”
“店里,怎么了?”
“你说十二点半回来。”
他停了一下:“临时来一车料,得卸完。谷子又怎么了?”
我看着篷布上的鸟粪,说:“我睡着了,起来全是麻雀。”
他先笑了一声:“能吃多少?几口粮食,赶走就行了。”
我没接话。
他又说:“我这还没忙完呢,你先看着。”
我把电话挂了。
现在想想,我当时最难受的那一下,就是听见他笑。谷子确实不至于让麻雀吃光,可他那句话一出来,好像我从早晨折腾到现在,都是为几口粮食小题大做。
下午三点多,隔壁嫂子出来收被子,见我举着竹竿,就过来帮了半个多小时。她让我找张网罩上。我说家里没有,她说她家前年就买了,晒谷时撑起来,省得人来回跑。
我以前见过那种网,还跟老周提过。他说,晒粮就这么几天,没必要再花钱。
那天下午,我没等他回来,先在村里的五金店订了一张防鸟网,约好第二天送来。店主提醒我,网要撑高、四边压严,别松松垮垮搭着,免得缠住鸟。我连杆子和夹子一共付了一百六十多元。
傍晚五点,老周回来了,拎着两袋馒头。
他往场上一看,说:“这不还好好的?”
我正在捡混进去的树叶和脏东西,听见这话,把簸箕放到他脚边。
“你看看,哪些要捡,哪些得单独装。你说好好的,你来弄。”
他蹲下来拨了拨谷子,这才没再接着说。
那一晚,我们把沾了鸟粪、明显脏了的谷子另装了一小袋,干净的收进屋。已经被吃掉的,我没办法称,也没硬说损失了几十斤。等都忙完,饭桌上的面条早坨成一团了。
老周热了馒头,跟我解释,说本来准备回来,老板临时让卸料,几个人少他一个不好干。他觉得我就在家,看一下午也没什么。
“那你倒是给我说一声。”
“我后来打了,你没接。”
我拿出手机,确实有一个十二点五十六分的未接电话。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那会儿我已经睡了。你要是不回来,十二点半之前就该告诉我。”
他掰下一块馒头,没吃,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以为你白天还能歇歇。”
我听见这话,忽然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第二天早晨,我没急着摊谷子,先拿了本给纸箱厂记工钱的小本,把这几天干的事写下来:什么时候起床,翻了几遍,收了几回,哪天因为下雨没去上工。
我不是想给自己算一份工资,就是想看看,这个“在家歇着”,究竟歇在哪里。
老周洗完脸出来,看见我写字,还问:“你记这个干什么?”
我把本子推过去:“咱俩算算,明年还种不种这么多。”
他先算卖小米能得多少钱。我让他把种子、肥料、机收、脱粒、碾米的钱都写上,又把我少去纸箱厂的六天工记在旁边。那六天里,有两天厂里本来也没多少活,我没全算损失,只把另外四天平时能做多少记了出来。
算到最后,他拿笔点着纸说:“要这样算,也剩不了多少。”
我说:“钱是一回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还觉得我只是在门口坐着,这活我不想照原样干了。”
那天我们也没一下子谈拢。
老周说,地不能说不种就不种,三亩谷子已经收回来了,眼下先忙完。我说行,眼下我会干完,但剩下几天怎么干,得先说清楚。
我们定下来,他连续三个早晨负责摊粮,六点起来,摊完再去店里;中午若不能回来,上午十点前告诉我。我有厂里的活,就不临时替他守着,宁可把粮收起来,晚一天晒。下午收粮两个人一起做,谁也不能吃完饭就走。
至于明年,我明确说,只留一亩谷子够自家吃,另外两亩改种玉米,收下来按当时的行情考虑直接卖湿粮,不再全拉回家晾晒。要是他想多种谷子,就得先把能回来干活的时间排出来。
他当时说:“少种两亩,可惜了。”
我没有松口:“地没少,你要算多挣的钱,也得把谁干活算进去。”
上午,五金店把网送来了。老周搬梯子,我扶杆,把网撑在谷子上方,边沿用砖压住。第一次留了个缝,麻雀钻进去两只,我们赶出来,又重新压严。那天以后,鸟还会落在附近的树上,但不用一个人不停地拿竹竿赶了。
这张网不是把事情全解决了。谷子还得翻,阴天还得收,网也得检查。可至少我能进屋吃一顿完整的午饭,不必端着碗站在门口。
第三天中午,老周又说店里有活。我看他拿起车钥匙,就问:“今天说好谁看?”
他站在门边,想了一下,拿出手机给一起干活的人打了电话,说自己一点以后过去。
那天我进屋睡了四十多分钟。醒来时,他正蹲在场边,用夹子把被风掀开的网边夹好。我没夸他,也没再翻前一天的账,只把饭热了,两个人轮换着吃。
那一季谷子卖完后,账也结了一遍。防鸟网的钱从卖粮款里扣,种地开销单独记,不再一股脑儿混进家用。至于麻雀究竟吃了多少,最后也没算出来。我没追着要一个数,他也没再说“就几口粮食”。
到了今年春天,买种子之前,他又问过一次,要不要还是种三亩。
我说不,先按一亩来。
他没再劝。我们买了一亩谷种,另外两亩种了玉米。这不是他一句道歉换来的,是去年那几天他真接过手,知道这些活要花多少时间以后,才肯把我的话当回事。
今年九月晒谷子,还是那块水泥场。网是我们一起架的,老周中午赶不回来,会提前打电话。我有两天去厂里,他请了半天假,又请邻居帮着收了一回,给了人家工钱,没有再让我临时从厂里往家跑。
日子没有因此变得多轻松,我们也还会为花钱、干活拌嘴。但现在说到地里的安排,我会先说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再随口应一句“你去吧,家里有我”。
这件事留给我的,也就是几句实在话:
答应回来接手,就得把时间当回事。实在回不来,提前说,别人才能另作安排。
一件活值不值得干,不能只算卖出去多少钱,还得算谁为它少挣了工钱、少睡了觉。
能用工具省下的力气,不必非让一个人硬扛。那张网花的钱不多,却让我终于能安心进屋吃饭。
前几天,我又把躺椅搬到了院门边。老周拿木耙翻谷子,耙齿碰到水泥地,沙沙地响。
我把手机搁在手边的小凳上,定了半小时闹钟,脱下鞋躺了下去。这回闭眼前,我看见他还站在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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