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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别墅里查到了什么?一场战利品调查怎样改变了这位元帅的命运
朱可夫的女儿艾拉记得两种截然不同的掌声。1945年父亲准备在胜利阅兵上讲话,先在家里试讲,她和姐姐给父亲鼓掌。不久之后,来家里的人开始翻他的私人物品,翻一件记一件。大家好,今天讲这场让苏联元帅难以忘怀的搜查。查出来的贵重物品要他交代来路,决定他离开陆军统帅岗位的处分,却在别墅搜查之前就已经下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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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在奥尔洛夫庄园采摘野果。
有资格代表胜利的人
1945年5月,朱可夫在柏林代表苏联接受德国无条件投降。一个月后的红场上,他骑马检阅部队。罗科索夫斯基在广场上迎接他,两人走过各个方阵。苏联用这场仪式向本国人民宣告胜利,也向世界介绍了代表这场胜利的面孔。战地记者的镜头对准朱可夫,连远在国外、叫不出几个苏联将领姓名的人,也能认出白马上这位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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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场和斯帕斯克塔今景。
这种声望有着很具体的来历。1941年德军进逼莫斯科,朱可夫临危受命指挥西方面军。四年后苏军攻入柏林,他又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来到德国首都。普通人纪念这场战争,可以从保住自己的首都讲到敌人签字投降,中间都能找到他的名字。斯大林战时一次次把他派到关键岗位,也亲手赋予了他这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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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维辛斯基与朱可夫在柏林查看四国宣言文本。
胜利后朱可夫留在德国,统率苏联占领军,兼负占领区的军事行政工作。处理德国的事务,少不了同其他盟军高级将领直接往来。在国外,他以胜利者代表的身份说话;回到国内,他能统率多少兵,仍由莫斯科的一纸命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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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5日,朱可夫与英、美、法三国将领在柏林合影。
第一份处分来得比搜查早
1946年春天,朱可夫回国出任陆军总司令。这个任命看上去延续了战争年代的倚重,他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间却非常短。同年六月,他被解除职务,转任敖德萨军区司令员。敖德萨仍然有部队让他指挥,所能参与的决策和此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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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萨历史建筑“科学家之家”。
当时集中在他身上的批评,有相当一部分是指他夸大个人贡献,把统帅部和其他将领的功劳归于自己。朱可夫脾气强硬,在同僚中既有信任他的人,也有在工作中与他结怨的人。战时意见不合,胜负很快就要在前线见分晓;战争结束后,怎样讲述那场胜利,谁有资格代表统帅部讲述它,成了左右将领政治处境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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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莫洛托夫与美方代表合影。
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对他的军事贡献有切身了解。军中同僚的支持能让不利于他的指控受到质疑,却没有阻止调令落实。元帅称号留在肩章上,办公室已经搬走了。等调查人员去查德国运回的东西时,面对的是一位刚刚失势的地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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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苏军将领索科洛夫斯基与艾森豪威尔在柏林机场检阅苏军。
从一枚军功章查到一批德国物品
1947年,朱可夫又因在柏林给歌唱家鲁斯拉诺娃授勋受到批评。她到前线慰问演出,朱可夫认可她的贡献,给她颁了军功章。等到这件事被重新追究,一位前线统帅当时能否自行作此决定,便成了纪律问题。连他身边的人也逐渐受到调查。对已经离开莫斯科的朱可夫而言,过去办过的事一桩桩被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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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幕布旁的话筒,演出资料照。
驻德期间运回国的贵重物品更难处理。战争摧毁了无数家庭,德国的城堡和住宅失去主人,家具和艺术品一时无人管理。占领当局能够接管物资、为驻地配置陈设,和一名军官可以把东西带回自己的住所,是两种权利。处在占领区最高职位上的朱可夫,比普通士兵拥有多得多的运输和支配便利,也负有更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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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杜鲁门一行查看柏林德国总理府废墟。
调查者由此把注意力从他在军中的言论,移到家中具体的物件。关于一个人是否居功,听过同一场谈话的将领可以各执一词。一幅画、一套银器就摆在屋里,有机会查产地和运输经过,也有机会追问当时谁批准了移交。这是整场调查中证据性质发生变化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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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绘画与家具的室内空间,物品资料照。
别墅里的东西为什么难以解释
1948年初,对朱可夫公寓和别墅的搜查,把这桩事推到了他的家门里面。艾拉多年后还能回忆起工作人员翻找、登记的情景。调查清单涉及贵金属器物、成套家居用品、绘画和大量衣料,连供人铺设的地毯也列在其中。与其说哪一件艺术品珍贵得惊人,不如看看东西集中的程度。一户人家怎样取得这么多物品,又凭什么一路运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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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家具的历史居室,陈设资料照。
朱可夫为自己做过解释,部分东西出钱购买,部分是获赠的。家人也对外界讲述的若干指控表示异议。女儿亲眼见到搜查,只能说明调查确实进入私人住所。不同的人对父亲带回了哪些东西、每样东西属于谁,并不都掌握同样的情况。调查机关则认定,他的说明不足以解释那些财物的取得,要求把非法所得交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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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的档案文书,资料照。
这里有一道连最高级别的将领也绕不开的手续。把一件东西用来布置公家的住所,住所后来仍属公家,使用者调任时就未必有权把它装进行李。战时获得的便利,到了和平时期应当怎样交接?这件事没处置干净,元帅的军功章再多,也没法替一箱财物签领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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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办公场所中的写字台,陈设资料照。
乌拉尔的司令员,还能出现在哪里
朱可夫随后被调往乌拉尔军区。与针对战利品的严厉指控相比,他保住了党籍和元帅军衔,也保有在军区工作的职务。这份处置的实际后果是把他长期放在远离中央的位置。他有足够的声望继续当一名军区司令,却已经很难在全国性的军政事务中发出同样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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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乌拉尔军区驻地叶卡捷琳堡的市政厅。
更深的变化出现在人们怎样讲述战争上。反映莫斯科战役的影像里,那个亲自指挥过西方面军的人已经很少露面。在表现统帅部运筹的画面中,也能用人物安排改变观众对战役指挥的印象。指挥权可以随任免转手,一代人关于战争的记忆,就得用许多次留下谁、删去谁来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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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影像的胶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始终记得那次搜查。把收走的东西列成一张表,可以估计物质损失;把他的姓名从一次次公开叙事里拿开,改变的却是年轻人将来如何理解战争的胜利。两重后果叠在一起,才是这次失势给朱可夫的真正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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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朱可夫元帅骑马纪念像。
失去官职之后,留下自己的叙述
1953年斯大林去世,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后来出任国防部长。1957年,他支持赫鲁晓夫渡过党内危机,同年秋天却又被解职。这一回争议的中心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那些从德国带回来的陈设并没有再次决定他的去留。能在最高层需要时被倚重,也会在权力关系变化后迅速被排除,是这位元帅两度失势的共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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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赫鲁晓夫会见美国前驻苏大使哈里曼。
结束军旅生涯后,朱可夫花了许多时间写战争回忆录。1969年,书终于出版,读者重新看到了他熟悉的莫斯科战场和柏林受降。书上的那个署名,既属于1945年胜利阅兵时骑马经过红场的将军,也属于后来不得不解释家中贵重物品从何而来的人。战利品调查留下了有关权力边界的追问,回忆录则让被淡化过的战场经历重新有了一个当事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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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打字机,写作工具资料照。
参考资料 新华网:《“军神”朱可夫之女:解职后父亲几乎没了朋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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