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0岁的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1923年,23岁的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这两个文献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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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辨》初版本
可是,《红楼梦辨》差一点夭折。这部书的原稿曾经丢失,后来俞平伯告诉外孙韦柰:“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倘若如此,所谓“新红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这个失而复得的故事流传数十年,却有含糊之处:把稿子找回来的人,究竟是顾颉刚,还是朱自清?为什么会将这两位弄混?不管是顾还是朱,必有一个是错的。如果这个细节出错,那整个故事的可信度会不会打些折扣?
本文记录了我从这个疑问出发,几经推理、假设和排查,最后找到核心史料的过程。
一、顾颉刚还是朱自清?
在1988年出版的两卷本《俞平伯论红楼梦》中,在《红楼梦辨》后有一附录:《〈红楼梦辨〉稿之失而复得》,作者是俞平伯内弟许宝骙。许宝骙曾任《团结报》总编辑,这篇文章也曾刊于《团结报》。
文章说:
想起一段往事,当年平伯以三个月的努力写完他的《红楼梦辨》,精神上一轻松,兴兴头头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稿子出门去看朋友,大概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却见他神情发愣,废然若有所失,稿子丢了!
原来是雇乘黄包车,把纸卷放在座上,下车时忘记拿,及至想起去追时车已扬长而去,有如断线风筝无法寻找了。这可真够别扭的。他夫妻俩木然相对,我姊懊恼欲涕;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无巧不成书,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记不很准了)来信了,报道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买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叠文稿,不免走近去瞧,原来却是“大作”。他惊喜之下,当然花了些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失而复得,完璧归赵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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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近二十年后,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一书引用这一说法,许宝骙原文的“顾颉刚先生(记不很准了)”,到了韦柰笔下,成了“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先生)”[2],赫然多出一个朱自清。
读到这里,我有些疑惑。到底是顾颉刚还是朱自清?为什么如此含混?
糟糕的是,这件事过了 60 多年后,当事人根本不记得。许宝骙将稿子给俞平伯看,俞平伯说:“所述《红辨》失稿往迹,不胜感慨;且已全然忘却,若他人提出,我必一口否定。”[3]
二、“新红学”开山立派的三桩“奇巧”
“新红学”的开山立派,就跟“奇巧”有关。
程伟元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序言中,讲述了他如何发现后四十回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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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序
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
他多年苦心搜罗得到二十多卷,有一天竟然在街头旧货挑子上发现其余十余卷,于是补齐了后四十回。
但胡适认为程伟元撒谎,以隐瞒他和高鹗续写后四十回以充原稿的事实。
胡适《红楼梦考证》有两大结论,一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二是后四十回乃高鹗所续。关于后一条,他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对程伟元所述的否定:“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但胡适本人很快也遇到了奇事。他为了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到处寻找曹雪芹的朋友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4]
上海、北京两地搜求无果,他已经近乎绝望。
有一天,他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桌上摆着一部褪了色的蓝布套旧书,书笺上正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他说:“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真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三天后,蔡元培又送来一部刻本。胡适寻访一年多的书,三日之内来了两部,他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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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论红楼梦》,苗怀明整理,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版。
宋孔显反问:“胡先生可以有这样奇巧的事,别人就不能有吗?”[6] 林语堂后来也说,胡适在曹雪芹去世一百多年后能够发现脂砚斋抄本和敦诚的诗集,程伟元去曹雪芹时代更近,偶然得到一些残稿,自然也有可能。[7]
而这第三件“奇巧”,便是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失而复得了,朱自清和顾颉刚都是俞平伯至交,而且顾颉刚还是《红楼梦辨》的催生者,居然正被他们捡到,而且像程伟元找到十几回残稿一样,也是在“鼓担上”。世间果然有这样奇巧的事!
三、找回“红辨”者更可能是朱自清
我想援引《红楼梦辨》失而复得这个故事来写篇文章,却很不放心,除了不能确定到底是顾颉刚还是朱自清,还有其他疑点,比如说“誊写清楚的稿子”。既然“誊写清楚”了,说明尚有原稿。虽然丢了誊稿也令人心痛,但可以再抄一遍,虽费时费力,却谈不上“重写”,更不至于从此搁置《红楼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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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论红楼梦》
在网上搜索,所见文章大都引用许宝骙的说法,没有新的信息源。但后来看到作家叶兆言2002 年写的《俞平伯》,文中明确说:
(《红楼梦辨》)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8]
他的祖父叶圣陶和俞平伯有70年的交谊,是不是当时叶圣陶知道此事,讲给了家人?我查了一下,1922年 5 月底,俞平伯的确从杭州去过苏州,与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等会面,也许当时说起朱自清找回书稿的事,叶圣陶记在心里了。
这只是猜测,叶兆言没有讲信息来源,但因有叶圣陶这一因素,“朱自清说”一跃成为我重要的考据方向。
考据、调查一件事,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当然是当事人,但所有当事人如俞平伯、顾颉刚、朱自清、叶圣陶甚至许宝骙都已作古。那么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文章等记录,就是最重要的信息源。但我搜索过后,没有发现朱自清 1922 年的日记;顾颉刚有 1922 年日记,但无失稿、得稿记录。
日记里没有,只能说明作者没有写,不能反过来证明事情没有发生。
这条路走不通,我只好另辟蹊径,再做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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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书信集》
俞平伯当年住在杭州,按许宝骙的记载,俞平伯当天出去,当天回来,以当时落后的交通状况推想,他应在杭州丢了书稿。而几天之内就出现在鼓儿担上,也应该是在杭州。那么,在那个时间段,朱自清和顾颉刚谁在杭州,谁不在杭州?我想通过确定时间、地点和人物行迹来做排除法。
要搞清楚时间,就要先梳理俞平伯写作《红楼梦辨》的过程。
1921年3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初稿,交给顾颉刚校读并补充材料。俞平伯常到顾颉刚住处,看他们有无新的发现。
从4月到10月,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之间往来书信四十多封。顾颉刚后来回忆:“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这些信札就是《红楼梦辨》的胚胎。
1922年 2月,蔡元培写文章回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3月,俞平伯写文章参与讨论,又写信给顾颉刚,提议两人把过去的通信整理成一部《红楼梦》的“辨证”。4月,他专程从杭州到苏州,和顾颉刚面商。顾颉刚事务繁忙,劝俞平伯独自来写。俞平伯回到杭州,立即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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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论红楼梦》,宋广波编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版。
5月下旬,他带着写了一半的《红楼梦辨》,第二次去苏州。回杭后继续赶写。7月7日,俞平伯准备赴美,从杭州去上海,在车站巧遇朱自清,两人同车赴沪,中午抵达后,俞平伯去美国领事馆办手续,又同朱自清拜访郑振铎。
晚上,叶圣陶、顾颉刚、朱自清等人在孟渊旅馆相聚。次日是文学研究会南方会员年会,沈雁冰、沈泽民、胡愈之、周建人、刘延陵等人也来开会,并为俞平伯饯行。
7月8日,俞平伯写完《红楼梦辨》最后一部分《引论》。7月9日,他向叶圣陶、顾颉刚辞行,把书稿交给顾颉刚,请他校读,并代找抄手誊清。[9]
这个过程一梳理,答案似乎就清晰了。在俞平伯写书这段时间,也就是 1922 年 5 月至 6 月,顾颉刚一直在苏州伺亲;查朱自清作品年表,有一作品标明“1922年5月,台州所感,作于杭州”,说明他 5 月曾在杭州。
答案呼之欲出,不管是叶兆言的文章,还是时间地点人物的推理,都指向朱自清。
四、俞平伯带书稿去看哪位朋友?
疑案似乎接近解决了,但且慢,这只是推理,不是证据。
俞平伯拿着书稿,去看哪位朋友呢?许宝骙说:“大概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我觉得这说法不可靠,第一,他说“大概”,显然只是事后猜测;第二,当时书稿尚未完成,无稿可交;第三,后来出版《红楼梦辨》的亚东图书馆在上海。
俞平伯出门,很可能是去苏州找顾颉刚。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明确说:“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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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年谱》
那稿子丢在了哪里?杭州还是苏州?如果丢在了苏州,就有顾颉刚在鼓儿担上发现稿子的可能性。但我当即否定了这一想法。我查了一下当年的铁路运行,从杭州去苏州需经上海转车,快车单程就要 6 小时以上。俞平伯从杭州坐火车到苏州,几乎不可能当天赶回杭州。这与许宝骙“白天出门、傍晚回家”的说法相悖。
而且,如果在苏州丢了稿子,他应该去找顾颉刚,而不是不声不响赶回杭州。
于是我推理如下:俞平伯原准备带着半部书稿去苏州找顾颉刚,坐黄包车去火车站时把稿子弄丢,他转身沮丧地回家。过了几天,朱自清从鼓儿担上发现书稿。
因为这个故事中既有顾颉刚,又有朱自清,60 多年后,许宝骙记得顾、朱二人都与此事有关,但忘了到底是谁捡回了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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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日记》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但在得到人证物证之前,仍只是假设。做调查研究可以用假设,但不能迷恋、执着于假设。
五、新线索出现——苏州失稿
我继续检索,找到一条新线索。学者孙玉蓉写过一篇《〈红楼梦辨〉的奇遇》,收入《往事:人与书》中。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和许宝骙一致吗?
孙玉蓉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整理、出版过《俞平伯研究资料》、《俞平伯年谱》等书,是相关领域的严肃学者,她的记录值得认真查阅。
我当时在美国加州,找不到《往事:人与书》的网络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也没有馆藏。我便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一本,寄到山东老家,请家里人收到后拍下有关页面,但那要几天以后了。
继续查询时,我发现孙玉蓉的《荣辱毁誉之间:纵谈俞平伯与红楼梦》也收了这个故事。Google Books 只开放了几个页面,奇巧得很,恰好包括这一段。读到以后,我大为惊异,孙玉蓉所写的故事,与许宝骙、韦柰、叶兆言的版本几乎处处抵牾。
她说,俞平伯写完《红楼梦辨》的一半,带着手稿去苏州看顾颉刚。顾颉刚邀请王伯祥、叶圣陶和他同游石湖。游罢石湖,大家坐马车送俞平伯去火车站。俞平伯觉得稿子太重要,不肯放进手提箱,特意放在身边。不料马车颠簸,稿子还是从车上掉了下去。
顾颉刚立即让马车倒回去,沿路寻找。王伯祥专门盯着迎面来人的手,终于远远看见一个乡下人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正是那半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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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许宝骙故事中的杭州变成苏州,黄包车变成马车,顾颉刚或朱自清变成王伯祥;稿件当天即被找回,也没有鼓儿担和旧货买卖。除了“书稿失而复得”这一骨架,其余部件都换了。
但我看到的网络页面,没有注明这段话的出处。如果是二手、三手传闻,它的可信度未必高于许宝骙。
也许纸质本上注明了信源?我又买了一本《荣辱毁誉之间:纵谈俞平伯与红楼梦》,同时决定直接联系孙玉蓉。
网上找不到她的邮箱和电话,老人家快 80 岁,早已退休,通过工作单位辗转联系恐怕不易。但我查到,2024年她刚在凤凰出版社出版《俞泽箴日记》。俞泽箴是俞平伯的堂叔,其日记长期保存在俞平伯家。孙玉蓉能够整理这批材料,说明她与俞氏家族仍有联系,学术活动也未中断。
我给凤凰出版社的公共邮箱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正在核查《红楼梦辨》书稿失而复得的史实,希望请教孙玉蓉老师那段叙述的来源。我请总编室代转责任编辑;如不便提供孙老师联系方式,也请把问题和我的联系方式转给孙老师,由她决定是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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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毁誉之间——纵谈俞平伯与红楼梦》
邮件能否得到回复,我没有把握。做记者时,这样的邮件经常石沉大海。可孙玉蓉带来的新版本已经改变了调查方向:与其继续在杭州寻找朱自清,不如全力追查这个新故事的来源。
六、柳暗花明:顾颉刚删去关键一段话
因为有了查询细节,我很快查到徐庆全《1954年,大批判漩涡中的俞平伯》一文,也写了与孙玉蓉相似的故事,而且明确标出信源:王煦华《顾颉刚与俞平伯二十年代的交谊》,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我先查询这位王煦华的资料,一查之下,又惊又喜。
王煦华1929年生,江苏江阴人,是顾颉刚的学生,也是他晚年倚重的学术助手,是整理其庞大遗稿的核心人物。
1978年,年近五旬的王煦华应顾颉刚之邀,从上海图书馆奉调北京,专门整理顾颉刚一生约两千万字的积稿。此后他与顾颉刚的女儿顾潮、顾洪长期整理顾氏遗稿,最终促成62册《顾颉刚全集》的出版。
现在,我终于接近核心信息源了。
我进入知网搜索,果然看到这篇文章,文章说,在顾先生写的《红楼梦辨序》初稿中,还记了以下一件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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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全集》
他(俞平伯)第二次到苏州时,我邀了伯祥、圣陶,和他同游石湖。他急于回杭,下午船到胥门,赶趁马车到车站。这稿件是他一个多月中的精力所寄,所以他不放在手提箱里而放在身边。马车行过阊门,他向身边摸着,忽然这一分稿子不见了。这一急真急得大家十分慌张。我说:“马车倒回去罢!看路上有没有纸包。”伯祥主意好,跳了下去,对准迎面来的人的手里看。
一路过去,他忽然远远看见有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就上前问道:“这是什么?”拿来一看,果然就是平伯的稿子!于是他抢了回来,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
我们都上了马车,我笑着对平伯道:“你的稿子丢了,发急到这样,古人的著作失传的有多少,他们死而有知,在九原之下不知如何的痛哭呢!”平伯道:“倘使我这稿子真的丢了,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我道:“那么你做成这部书真是伯祥的功劳了。你嘱我做序,一定把这件事记了上去,做这部书的历险的纪念。”
随后王煦华写道:“在写定时这件轶事删掉了。但这是一件很有趣的插曲,我就仍把它抄录了。”
原来,顾颉刚曾经把失稿经过写进《红楼梦辨序》初稿,定稿时又删掉了。怪不得翻检顾序找不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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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王煦华还抄录了顾颉刚那几天的日记: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平伯来谈。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平伯、伯祥、圣陶来谈。
五月三十日……到石湖,游石佛、治平两寺……胥门上岸,乘马车到车站。平伯乘四点半车到杭。
正如我前面所推想,日记没有记载,不意味着一件事没有发生。倘若只凭推理,也许有人会做出结论:“这么大的事,顾颉刚怎么会不记在日记里?”类似这样的推测,在红学研究中不在少数。
如果不是顾颉刚留下了原序的稿子,如果没有王煦华和顾潮、顾洪 60 年后整理其遗稿,如果没有把这段文字再抄出来,那这段历史就果真隐藏于历史深处,而真相就被“朱自清”、“鼓儿担”等传闻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七、故事为什么失真
顾颉刚的序言初稿,是目前所见最接近事件现场的同期记录,而且与其日记中的行程吻合。那么,许宝骙的版本又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说“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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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日记》
我只能提出一些可能性,无法作断然结论。
第一,许宝骙当时只有十三岁。他所说的“历历在目”,究竟来自亲见、家人转述,还是多年后的记忆重组,不得而知。
第二,后来韦柰叙述中又出现朱自清,可能朱顾二人均为俞平伯的好友,朱自清和俞平伯关系密切,后来创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成一时佳话。且后来朱自清成为俞平伯在清华的同事及系主任,这种紧密关系可能导致了记忆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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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第三,“鼓儿担得稿”,与程伟元从鼓担上得到《红楼梦》残稿的掌故过于相似。红学典故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家族记忆?
后来许多文章与红学著作更多引用许宝骙版本,一是因为这版本在上世纪 80 年代最早发布,占据了传播优势,第二个,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俞平伯的认可,并将其收入《俞平伯论红楼梦》。
书稿失而复得的确有过,他为什么“全然忘却”?有年龄的原因,但更可能是许宝骙故事那色彩斑斓的细节误导了他,如“过了几天,朋友在鼓儿担上偶然看见”这种强戏剧性情节,根本没有发生过,他如何记得起来?“若他人提出,我必一口否定。”他这话一点也没错。但许宝骙是家人,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只好以为自己全然忘了,并感叹“前尘如梦,迹之愈觉迷胡”,甚至为之黯然。
经过他本人认定这一加持,这个版本传播更广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错误转述不断叠加,以讹传讹,比如孙玉明的《红学:1954》,仍在复述变形了的故事。[10] 王煦华早在 1990 年已经公布顾颉刚的记载,多年后出版的红学著作却依然袭用旧说。
虽然后来偶有人引用王煦华的文章和《顾颉刚全集》,如徐庆全的《1954年,大批判漩涡中的俞平伯》,和王伯祥的儿子王湜华发表于《曹雪芹研究》的文章[11],亦不足以扭转谬种流传的局面。
八、为什么一开始找不到核心信源?
真相大白以后,我做了反思:王煦华的文章才是最关键的信源,为什么调查开始时,我没有直接找到它,反而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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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全集补遗》
回顾我的查询,有以下原因:首先,我的搜索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的——“把稿子找回来的人,究竟是顾颉刚,还是朱自清?”提问本身设定了一个二选一框架,我在朱自清和顾颉刚的行迹和日记上下工夫,结果一无所获。我用顾颉刚、朱自清、俞平伯和“失稿”几个关键词搜索,得到的自然多是许宝骙、韦柰、叶兆言等人的转述。
还有一个原因是技术障碍。王煦华那篇文章较早,网络普通搜索只能查到题名和书目信息,有用的材料埋在文字里,还隔着数据库权限,普通的网络检索很难把它从深处捞出来。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记者生涯。20多年前,我曾做过一篇关于圆明园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报道,推动了相关国家决策。36个小时内,我采访了30多位不同领域的人士:中央部委和市政府官员,清华北大的几位学者,环境工作者,人大代表,还有正在圆明园内施工的工人。时间紧迫,绝大部分采访只能通过电话完成。直到最后一刻,我才辗转找到核心信源,直接赶到其办公室,得到一条独家信息:那是一个非法工程,未经中央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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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学述》
如果没有先采访那30多人,我不可能找到这位核心人士;即使找到了,没有他人的介绍,也得不到信任,拿不到独家核心信息。前面的30多个采访,都在架设一座通往核心信息的桥梁。
这次追查《红楼梦辨》“失而复得”的真相,与调查报道路径相似,那些推理、假设、查证、分析,以及一次次否定和改变方向,就是在架起通往最终目标的桥梁。
一个人吃了四个包子才饱,回头埋怨说:“早知如此,只吃第四个就行了。”我懊恼自己在查询开始时没有一步到位,就等于责怪自己,何必吃前面三个包子?
回顾这次小小的调查,我还有几个心得:
第一要有怀疑精神,看到有矛盾的地方要留心,比如许宝骙文对顾颉刚的不确定、韦柰文对朱自清和顾颉刚的混淆。实际上,推动我这次小调查的,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疑惑。要感谢和赞赏许宝骙和韦柰,他们没有对记述绝对化,留下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空间。
再者,对材料尽量不带倾向性。我本来想写篇小文,以胡适、俞平伯师徒在红学研究上的“奇巧”经历,来证明胡适对程伟元得稿之“奇巧”的否定,太过绝对,没有体现科学精神。引用这个材料有利于我的论证,但我必须做严格的核查,一旦引用错误,我的文章既站不住脚,也成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器。如果觉得有问题,宁可舍弃不用。
另外,推理和假设可以辅助考据和调查,但不能把推理当结论,没有第一手资料的证实,再完美无瑕的推理也只是推理。比如我根据许宝骙文章推导出更有可能是朱自清,而这一结论,恰恰被证明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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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俞平伯精校评点脂批本》
最后,我放弃了计划中那篇文章的写作。俞平伯的稿件从马车上掉下,又被众人沿路找回,并没有“鼓儿担得稿”那般奇巧。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段历史本身的“失而复得”:顾颉刚定序时删去了那段轶事,真实历史随之沉入遗稿;60多年后,他的学生与女儿整理旧稿,又将它抄出公布。“失而复得”故事的失而复得,也算奇巧一件。但奇巧本身既不能证明一件事,也不能否定一件事;能够说明问题的,只有证据。
调查开始时,我想论证胡适那句“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说得不对。调查结束后,我更愿意强调他的另一句话——他在《红楼梦考证》中说:“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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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红楼梦考证》
附录:
这篇文章写好以后,我惊喜地收到凤凰出版社转来孙玉蓉老师的回信。原来孙玉蓉老师的信息来源就是顾颉刚的女儿顾洪,顾洪曾将父亲《红楼梦辨序》初稿复印给她。
感谢孙玉蓉老师和凤凰出版社,这封信让我们知道,这段真实故事的发现与传播,原来还有另一条独立而重要的史料路径。
这就孙老师信中称许宝骙为俞平伯的“表弟”,也是正确的,许宝骙之父许引之与俞平伯之母许之仙为兄妹,许宝骙既是俞平伯的妻弟,也是他的舅表弟。
孙玉蓉老师全信如下:
刘鉴强先生:你好。
收到凤凰出版社编辑老师转来的信,知道你“近日正在撰写一篇有关红学研究史中几段‘奇遇’的文章,其中涉及俞平伯《红楼梦辨》书稿失而复得一事”,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价值,值得撰写。从信中看出你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学者,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至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问世已经103年了。他当初手稿失而复得的经历,是1923年初,顾颉刚先生在为《红楼梦辨》所作序言初稿中,详细记述的。后来,顾先生在定稿时删去了这一段,致使后人知之甚少。
上世纪80年代,顾颉刚先生的小女儿顾洪老师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了老先生毛笔书写的原始手稿,复印了一份寄给我,她说对研究俞平伯先生会有帮助的。
我在拙稿《〈红楼梦辨〉的奇遇》一文中所引述的,均出自老先生的手稿复印件。顾颉刚先生是事情的亲见、亲历者,而且写序文的时候,距离事情的发生仅仅过去半年多,他的记述应该是可靠的、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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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全集》
上世纪80年代末,俞平伯先生的表弟、团结报社社长许宝骙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距离事情的发生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很显然记忆的模糊已为此事渲染上了传奇的色彩。
尤其是《红楼梦》手稿也曾有在“鼓儿担”发现的传闻,于是,许宝骙先生也把《红楼梦辨》手稿遗失的事情与“鼓儿担”联系起来了。对于许宝骙先生的回忆,当时尚健在的俞平伯先生没有一句附和,只说“已全然忘却”。
顾洪老师因病英年早逝。数十年来,我也几次搬家,当年搜集的资料现已无存。仅凭记忆谈了我对此事的认知,谨供参考。
孙玉蓉2026年8月11日
注释:
[1]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324。
[2] 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页 13、14。
[3]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325。
[4]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 86。
[5]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 120、122。
[6] 宋孔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原刊于《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1935 年 5 月,收入《正本清源说红楼》(白先勇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 114。
[7] 林语堂,《再论晴雯的头发》,收入林语堂《平心论高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页 4。
[8] 叶兆言,《俞平伯》,《万象》2002 年 11 月号。
[9] 见顾颉刚《红楼梦辨序》,俞平伯《红楼梦辨引论》,《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和俞平伯1921年通信(《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胡适和顾颉刚通信(《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李彤《胡适〈红楼梦考证〉一百年祭》(《中国青年报》2021年3月2日),陈武《漫谈叶圣陶和俞平伯的交谊》(《民主》2025年第6期,见民进中央网站。)
[10] 孙玉明,《红学: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页 15。
[11] 王湜华,《读红研曹 谊长情深——读〈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有感》,《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2期,页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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