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我回到了没有樱花的地方
四月一号,愚人节,我落地浦东机场。推着两个三十寸的行李箱,一个装着十二年攒下的药妆和漫画,另一个装着十二年的习惯。
来接机的表弟帮我抬行李的时候“嚯”了一声,说姐你这箱子怎么这么沉。我想了想,大概是里面装了十二年的空气。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我准时醒了。十二年的生物钟比闹钟还准,哪怕昨晚吃了顿接风宴,喝了两瓶啤酒,胃里正翻江倒海。我趿着拖鞋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想接一杯直饮水。水柱冲到杯底,发出一种陌生的轰鸣声。我端着杯子愣在那儿,水溢出来烫了手——我才想起来,这儿的水得烧开才能喝。
烧水的时候我站在灶台边,看蓝色火苗舔着壶底。在日本十二年,我用的都是电磁炉,火苗这种东西,早忘了是什么感觉。壶嘴开始冒白汽,咕嘟咕嘟响。我忽然想起佐藤家的水壶,佐藤是我在日本的房东,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周三来帮我收垃圾,顺便教我怎么把牛奶盒洗得能当信纸用。她那个水壶也是这个声音,但她会往里头扔一块竹炭,说这样水会甜一点。
我这儿没竹炭。我只在超市买了袋红茶包,泡出来的味道带着一股自来水的腥味。我喝了一口,倒掉了。
四月三号,我去街道办登记。工作人员是个小姑娘,说话语速快得像子弹,我听得耳朵嗡嗡响,脑子里自动翻译成日语再翻译回来,等她说到第三遍“复印件要正反面”的时候,我差点脱口而出“すみません”。幸好忍住了。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菜市场,地上湿漉漉的,鱼鳞和菜叶子混在一起。穿棉睡衣的大妈蹲在摊前挑豆角,一边挑一边把老掉的扔地上。这个画面在日本我看不见,那儿连菜市场都像实验室,蔬菜用保鲜膜包好,朝同一个方向摆着,像在参加阅兵式。
我买了一把小青菜和一块豆腐。摊主找零的时候用指甲抠着一块钱硬币递给我,指甲缝里有泥。我接过来了。在日本,便利店的收银员会用小碟子接钱,找零也用碟子推过来,从来不碰你的手心。
这些我都知道。只是知道了十二年,身体还没学会“不知道”。
四月五号,我约了老同学吃饭。约的六点,我五点半就到了。在日本养成提前十分钟到的习惯,在居酒屋打工那几年,迟到一分钟要扣半小时工资。我站在商场门口等了二十分钟,老同学发微信说路上堵,晚半小时。
我回了个“不急”。然后站在那儿看人来人往。有个骑电动车的男人从我身边擦过去,几乎贴着我的胳膊。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撞到后面的人。在日本走路,大家都留着一拳的距离,谁碰了谁,双方点头哈腰说对不起。这儿没人对不起,碰到就碰到了,跟水流过石头一样自然。
六点四十老同学到了,开口就骂老板,骂完老板骂老公,骂完老公骂小孩的班主任。我一边听一边点头,脑子里自动把“傻逼”翻译成“馬鹿”,把“神经病”翻译成“頭おかしい”。翻译到一半我意识到不对,我干嘛要翻译?我就是中国人啊。
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我喝了四瓶啤酒。回家路上吹着风,忽然想起佐藤太太。她喝酒只喝一小盅,就着几颗花生米,能坐一晚上。我在她家吃过好几次饭,每次她都把菜分成小碟,一样一样端上来,最后一道必定是味噌汤。我回国后还没喝过味噌汤,超市里看见有卖,拿起又放下了。我一个人住,煮一锅汤喝不完,剩下的倒掉的时候会有种浪费粮食的罪恶感——这个感觉是佐藤太太教我的,她扔垃圾之前都要说“もったいない”。
四月十号,我去银行办卡。排号等了四十分钟,柜台后面坐着个穿制服的姑娘,全程板着脸,问一句答一句。我递上身份证的时候用了双手,她单手接过去,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就扔回来。
我愣了一下。在日本办手续,对方接材料用双手,还给你的时候也用双手,这是基本礼貌。我在便利店打工的时候,收钱找钱全用双手,店长抽查监控,单手要扣分。有一次我困得不行,找零的时候随手一递,被店长叫到后台说了二十分钟,最后我鞠躬鞠到脑袋磕到货架。
那天从银行出来,我站在路边发了会儿呆。看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过马路,司机停下来让行。这个动作在日本是刻进骨头里的,在这儿也有人做,但十辆车里可能就那一辆。那个司机后面排了三辆车,喇叭摁得震天响。
我想起京都的鸭川,河边遛狗的人、跑步的人、弹吉他的人,大家都慢悠悠的。鸭川的水也慢,跟这儿地铁的人流比,那儿的水好像不是在流,是在散步。
四月十五号,我回了趟老家。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炖得烂烂的,筷子一夹就碎。我下意识想拿公筷,我妈瞪了我一眼:“一家人用什么公筷。”我缩回手,扒了两口饭。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站在花洒下面,等热水。等了十秒,还是凉的。又等了十秒,才想起来这儿的燃气热水器得放一会儿冷水。在日本,水龙头往左拧三秒就是热的,自动恒温,我从来没想过“等热水”这件事。
洗完澡我躺床上刷手机,刷到一个视频,拍的是东京目黑川的樱花。四月中旬,那边正是满开的时候。河两岸挤满了人,举着手机拍花,地上铺着蓝塑料布,一桌一桌在喝酒。我盯着那个画面看了三遍,把音量调到最大,听那边的喧闹声。有个穿西装的男的喝多了,站在河边喊“最高——”,旁边的人跟着笑。
我关掉视频,翻了个身。窗外没有河,只有高架桥,凌晨还有大卡车轰隆隆地过。
四月二十号,我去超市买菜。看见货架上有卖纳豆的,小小一盒,贴着日文标签。我拿起来看了半天,又放回去了。纳豆这东西我在日本一周吃三回,配生鸡蛋拌饭,黏糊糊地往嘴里扒。回国之后一次没吃过,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吃。一个人坐在餐桌前,搅一盒纳豆,对着白米饭,那种孤独感比在日本的时候重十倍。
在日本一个人吃饭不叫孤独,叫日常。佐藤太太一个人住了二十年,我见过她一个人吃晚饭,桌上摆三碟菜,电视开着,吃完洗好碗,烧一壶水泡茶。她跟我说:“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我学她,一个人也做饭,也摆盘,也洗碗。回了国,我妈觉得我这样是可怜,非得给我夹菜,塞满我碗里。
我忽然就懂了,四月份回来,我后悔的不是这差,是习惯。这儿的菜市场好,人情味儿浓,外卖半小时就到,手机支付不用找零。可我这具身体里装了十二年的程序,每天早上六点半自己开机,走路跟人保持一拳距离,接东西用双手,扔垃圾之前说“もったいない”。
这些程序在这儿跑不动了。它们在那儿嗡嗡响着空转,转得我心慌。
四月二十五号,我去公园遛弯。看见一棵晚樱,花开得稀稀拉拉,树底下坐着个老头,拿个收音机听戏。我走过去,在他旁边长椅上坐下来。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风一吹,花瓣掉下来几片,落在他收音机上。他拿起来吹了吹,又放下。收音机里在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我听了半天,掏出手机想查这段戏叫什么名。查完没记住,手机塞回口袋。老头关了收音机,站起来走了。走两步回头看我一眼,说:“姑娘,明儿还来不?明儿这棵树就谢干净了。”
我说:“来。”
他说:“行,明儿我带个马扎,这椅子凉。”
他走了。我坐在那儿又待了半小时。明天我要去街角那家早餐铺吃豆浆油条,老板娘嗓门大,豆浆碗边有个缺口。我打算学着习惯那个缺口。不,我打算喜欢那个缺口。
习惯这东西,就跟樱花一样。开的时候觉得能开到地老天荒,结果一个礼拜就谢了。可谢了也得过日子。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习惯出来的。
我忽然想起来,四月一号那天我推着两个箱子,表弟说姐你这箱子怎么这么沉。我当时没想明白。现在我明白了——那里面装的不是药妆和漫画,是十二年的樱花,干了,碎了,但还留着味儿。我得把它们倒出来,晒一晒,跟这儿的泥土混一块儿,种点新的东西。
种什么都行。种棵小葱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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