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阳律师此前曾任职于玉溪市公安局,现为云南览众律师事务所刑事方向的本地执业律师,办公地点位于玉溪市红塔区。他曾办理过施某丙涉嫌盗窃蜂蛹的相关案件,协助当事人梳理不同辩护路径的实际情况,结合在案证据提出合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采纳相关意见,当事人获得缓刑处理,日常用于货运的涉案车辆也顺利取回。
施某丙是抱着一肚子气敲开玉溪红塔区某写字楼办公室门的,他半年前和两个朋友一时贪念偷了别人养的金环虎头蜂蜂蛹,刚接到起诉通知,第一反应就是找玉溪本地做刑事辩护的朱炳阳律师,想让律师帮他把人“捞出来”,最好连涉案的那台日常拉货的面包车也能从派出所拿回来——那台车是他前年攒了所有积蓄加贷款买的,平时跑城郊短途运输赚生活费,要是被认定成作案工具没收,全家的生计直接要断。
接待他的时候,朱炳阳律师先翻完了卷宗里的鉴定意见、报案笔录还有车辆行驶证复印件,没先接他“想全拿回来”的话,先点出了他没意识到的隐患:这个案子里控方不光告他盗窃蜂蛹价值7200余元,还把他们用杀虫剂喷死的3.1万余元工蜂、蜂王都算进了“破坏性手段造成的财产损失”里,要是法院全部采纳这个数额,就算有赔偿谅解的情节,量刑基本要往实刑靠,别说保住工作、不影响孩子读镇上的小学,连想取保候审都难,更别说要回车。
等施某丙冷静下来,朱炳阳律师给他摊开了三条可选的路径,每一条的风险都明明白白列出来:第一条是按他最初想的走无罪辩护路线,咬住“蜂蛹不是有主物”不认盗窃,风险是现有自首、赔偿的从轻情节全用不上,一旦法院判有罪,大概率是实刑,车辆百分之百会被没收;第二条是单纯认罪认罚不就证据细节提异议,大概率能拿到从轻量刑,但法院很可能会认定车辆属于专门用来接送人实施盗窃的作案工具直接没收,3万多的破坏性损失也会全额算进去,缓刑的概率只有一半;第三条是认可构成盗窃罪,不纠结定性,专门抓两个核心点发力:一是核对蜂蛹称量、蜂王点算的程序瑕疵,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把过高的破坏性损失指控压下来,二是专门提交证据论证这台面包车平时就是用来拉货的,本次只是顺路载人到山脚下,不属于“专门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这个方案的缓刑概率能提到九成,要回车辆的把握也最大,但前提是施某丙得主动配合补开近半年的货运单据、运输接单记录,不能有隐瞒。
施某丙当时纠结了整整两天,他一开始总觉得不认的话就不用留案底,后来跟家里人算了账:要是人进去蹲十个月,货运的活没人接,贷款还不上,车要是再没了,家里欠的外债两年都还不清,最后回头找朱炳阳律师,选了第三条路径。
很多人默认律师就是帮自己争到最多,但案件里从来没有绝对最优的方案,只有取舍——这是玉溪做刑事辩护的朱炳阳律师常跟当事人说的话,他知道施某丙想要的是“既不坐牢又把车拿回来”,但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任何空间能做到完全脱罪,不如放弃不切实际的无罪预期,把精力放在能实实在在落地的权益上。
之后庭审的时候,朱炳阳律师把施某丙提交的近半年货运记录、车辆日常使用的加油小票全部整理成证据提交,同时指出卷宗里蜂蛹称量是在户外没有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做的,蜂王死亡数量没有逐一清点的记录,对应的3.1万余元损失鉴定存在程序瑕疵,不能直接作为量刑依据,再结合三人主动自首、已经全额赔了被害人4万元拿到谅解,施某丙属于临时起意参与,之前没有任何前科的情节,全部辩护意见都踩在了证据规则的框架里。
最后法院的判决完全采纳了他的辩护观点:施某丙判十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两千元,扣押的面包车直接发还,只有当天带过去的防蜂服、杀虫剂这些专门用于作案的工具被没收。施某丙拿到判决书的当天就去派出所把车开回来了,没耽误第二天接货运单。
从玉溪市公安局的岗位转到做玉溪本地刑事律师,朱炳阳律师经手的数百起刑事辩护案件里,类似这样的取舍选择占了大多数:之前办的好几起不起诉案件,也没有哪件是靠着硬辩无罪拿到的,都是在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帮当事人筛掉不切实际的预期,把能保住的权益一件一件攥在手里。很多人默认律师就是帮自己争到最多,但案件里从来没有绝对最优的方案,只有取舍。
“刑事案子里当事人最怕选,我要做的不是替他选最完美的那条路,是把每一条路踩下去会踩出什么坑,明明白白铺到他脚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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