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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俊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章俊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11月)(总第87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7790字
阅读时间:20分钟
当前正值各家券商和投资机构开展明年经济展望的关键时期,市场对未来经济形势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而内需整体相对疲弱。展望明年,出口高增长可能难以延续,如何进一步提振内需、政策层面应当如何应对,是当前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总体来看,10月份经济数据延续了前三季度,特别是三季度以来的下行趋势,尚未出现趋势性改变。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我认为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整体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二是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K型分化;三是宏观政策需要强调底线思维。
一、经济整体向新向优,但新旧动能分化仍然明显
从政策表述来看,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4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是“全面向好”,而7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强调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这一变化反映出,进入二季度后,特别是二季度后半段和三季度,经济结构性分化更加明显。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但传统行业面临的下行压力也在加大。新动能的快速增长尚不足以完全对冲传统行业的下行压力,供强需弱的问题仍在延续。
从10月份的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均保持较快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投资等指标仍然表现疲弱。这说明,经济向新向优的趋势虽然比较明确,但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结构性分化的问题仍然突出。
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底线思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迎难而上,并重申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说明,在看到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增长。
从当前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仍处于全年增长目标区间之内。虽然全年实现4.5%—5%的增长目标压力不大,但从二季度、三季度到10月份的数据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明显上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在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政策仍然有必要适度提前发力。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政策究竟应该留有后手,还是主动采取措施、提前增强经济增长韧性?
一种观点认为,明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上升,因此当前应当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间,将政策储备留到明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考虑到目前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不大,这种思路有一定合理性。
但我认为,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经济增长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削弱。如果明年出现较大的外部风险事件,例如美国人工智能投资叙事发生变化、欧洲债务问题加剧,或者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都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中国出口造成冲击。届时,仅依靠目前保留的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这些重大风险,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与其将政策空间全部留到未来,不如现在就及时出台一些有效政策,增强经济增长韧性。如果能够提前改善经济基本面、提高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那么即使明年出现外部极端事件,也可以更多依靠经济增长韧性来对冲风险,而不是单纯依赖届时尚未使用的政策空间。
因此,我认为,当前需要重新考虑政策发力的时间安排。以往政策前置通常意味着在一季度集中发力,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12月份召开,是否可以考虑将部分明年经济政策的发力时间进一步提前至今年四季度,值得重点研究。
这实际上涉及政策“先手”和“后手”的选择。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明年可能出现的外部不确定性,适度前置政策、提前增强经济韧性,可能是更主动的选择。
二、传统行业下行压力较大,基建投资仍需加力
从当前经济增长结构来看,传统行业面临的下行压力比较明显。
对比今年前三季度与去年同期GDP分行业数据可以发现,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拖累。金融业增速虽然高于去年同期,但主要受上半年资本市场表现的带动。进入下半年后,随着A股市场面临一定调整压力,金融业对GDP增长的支撑作用也有所减弱。
因此,四季度仍然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适度发力。
目前,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已经下达完毕,接下来需要关注资金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投资,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
从出口来看,四季度和明年出口可能仍然保持一定韧性,但高位回落的风险值得关注。
出口增长主要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数量,四季度及明年出口数量可能有所下降;二是出口价格。目前出口增长中价格因素的贡献仍然比较明显,主要涉及能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如果地缘政治风险逐步缓和,同时人工智能需求有所减弱,相关产品价格可能回落,进而影响整体出口增速。
因此,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仍然在于内需能否得到有效提振。
三、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在于预期不足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涉及的理论,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特别是内需不足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回顾2021年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21年至2023年的获奖研究分别涉及劳动经济学、银行与金融危机以及女性劳动力市场等领域。自2024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主题更加集中于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问题,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2024年的研究关注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的问题,核心在于制度因素。2025年的研究重点关注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讨论创新对长期经济发展的作用。
2026年的研究则进一步关注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基础。这部分研究与中国当前的消费和内需问题尤其相关。一方面,相关研究强调,决定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是收入预期的变化,超预期的政策也可能改变家庭对未来的判断;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还涉及价格黏性和中央银行前瞻指引等问题。
结合这些理论,再来看今年三季度和10月份的经济数据,我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并不是市场缺少资金,而是市场预期不足、信心偏弱。这种预期不足在内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消费。按照相关理论,如果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受到未来收入预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消费本身就是观察家庭预期最直接的指标。
如果居民对未来收入和经济前景比较乐观,消费意愿就会增强;反之,如果居民预期偏悲观,就会主动压缩消费、增加储蓄。因此,当前消费增长偏弱,本身就反映出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不足。
从三季度和10月份的消费数据来看,这一问题已经比较明显。
第一,消费结构出现变化,部分可选消费和耐用消费品增速明显下降。
从消费品零售分项来看,今年前10个月,部分消费品累计同比增速下降比较明显。尤其是过去两年受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较大的汽车、通信器材、家用电器等品类,增速出现了较大回落。
相比之下,一些与基本生活需求相关的消费品,增速相对稳定。这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消费降级的现象值得关注,其背后可能正是居民消费预期偏弱。
第二,居民收入增速相对稳定,但消费支出增速下降,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来看,收入增速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真正走弱的是支出增速。
这背后可能反映出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正在上升。虽然收入没有明显减少,但居民仍然选择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从货币信贷数据来看,这一趋势也有所体现。一方面,居民新增存款规模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居民贷款出现收缩。今年1—10月份,居民贷款减少约1.4万亿元。这不是新增贷款增速放缓,而是贷款余额出现了实际收缩,反映出居民部门正在主动去杠杆。
进一步拆分可以发现,今年居民贷款收缩主要来自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居民中长期贷款主要与房地产按揭贷款有关,过去两年已经持续下降;短期贷款则主要包括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因此,今年居民短期贷款明显收缩,反映出消费和经营活动面临的压力,尤其需要关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四、就业、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共同影响居民消费预期
居民消费预期不足,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就业和收入预期,二是居民资产负债表。
第一,就业和收入预期仍然面临一定压力。
从就业数据来看,最近两个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过去同期相比变化不大,甚至有所下降。但如果观察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就会发现,目前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明显低于过去三年的同期水平。
这一情况与当前工业企业开工率处于较低水平的现象相吻合。这说明,制造业部门可能尚未出现大范围、明显的裁员,但企业开工率已经有所下降。如果开工率持续低迷,未来是否会进一步转化为失业率上升,需要保持警惕。
近期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目前,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已经下达,主要用于加强“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些政策有助于兜牢民生底线,缓解就业和收入预期方面的压力。
第二,居民资产负债表受到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影响。
当前影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房地产。
从三季度和10月份房地产数据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继续下降,新开工面积持续走弱,库存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出现一定企稳迹象,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新房和二手房价格仍然处于下行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一二三线城市整体仍面临价格下行压力。
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会直接影响居民资产负债表,并进一步影响居民对未来财富和收入的预期,最终传导至消费。
此外,资本市场特别是A股市场也可能给居民资产负债表带来一定压力。持有房地产和股票资产的居民可能面临两方面的资产价格波动,这种双重影响也会对消费产生一定制约。
对于房地产政策,我认为,近期现房销售制度改革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但短期内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未来仍然存在政策优化和完善的空间。
目前房地产政策的针对性较强,特别是从面积和总价等方面来看,主要着眼于二三线城市库存较高地区的去库存问题。但从过去几轮房地产市场调整和企稳的过程来看,市场通常是从一线城市开始企稳,再逐步向二三线城市传导,而不是依靠二三线城市自下而上推动房价反弹。
因此,我认为,房地产政策仍然需要着力推动一线城市房价企稳、恢复市场信心,再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带动二三线城市去库存。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同发力,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预期管理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面几位嘉宾已经作了非常系统的分析,我主要补充三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拖累。
第二,制造业投资受到企业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影响。“内卷”现象也对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形成了压力。虽然最近两个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有所改善,但改善主要集中在上游能源行业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中游传统制造业以及下游终端企业的利润改善并不明显。因此,制造业投资整体仍然比较低迷。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财政政策进一步发力。从今年1—10月份的情况来看,财政政策在二、三季度的发力力度并不明显。一季度财政支出速度相对较快,体现了财政政策前置发力;但在一季度经济数据表现较好的背景下,二、三季度财政发力有所放缓。10月份财政数据能否出现明显反弹,体现财政政策进一步加码,仍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受到化债压力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双重制约。今年1—9月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接近30%。如果与2021年的高点相比,土地出让收入从当年接近5万亿元的规模,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约1.6万亿元。地方政府财力受到明显影响,也制约了地方政府配合中央财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
总体来看,我认同前面徐高首席提出的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观点。当前财政政策仍然需要继续发力,特别是要推动已经下达的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尽快形成实际投资。
接下来,需要重点观察两个指标:一是抵押补充贷款(PSL)的投放情况,二是特别国债等相关债券的发行情况,以此观察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实际使用和项目推进情况。
从最新PSL数据来看,10月份相关规模尚未明显上升。虽然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下达,但从资金转化和项目推进来看,实际落地速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四季度到明年,市场仍然需要高度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六张网”建设能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但需要提示一个风险:近几年,基建投资乘数可能持续下降,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过去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投资先行,再带动民间投资。但目前民间投资表现较弱,即使剔除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然不足。
另一方面,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使得过去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就业、工资、消费再向生产端传导的链条不够通畅。因此,基建投资虽然仍然重要,但需要关注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拉动效果。
与前面几位首席的观点略有不同,我认为,虽然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有所下降,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并不低于财政政策。当前市场并不缺少资金,实体经济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也有所下降。因此,降准、降息如果仅仅着眼于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可能难以产生明显的经济刺激效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不需要降息。相反,我认为,当前货币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预期管理和信心引导。财政政策从资金投入到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再到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最终改善市场信心,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货币政策能够先行释放积极信号,改善居民和企业的预期,就有可能提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增强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
我们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报告,题目叫《不必要降息的必要性》。所谓“不必要降息”,就是从当前融资成本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继续降息,例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但从预期管理的角度来看,降息仍然具有必要性。
如果要降息,我认为应当重点考虑LPR。LPR的适用范围更广,信号意义也更强。此前PSL利率调整,更多是为了配合财政政策和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主要发挥降低相关融资成本的作用。而LPR调整则能够向市场释放更普遍、更明确的政策信号。
当然,目前降息也面临一些不同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银行净息差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降息可能带来风险。
目前银行净息差较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已经降至1.6%左右。如果继续降息,可能进一步压缩银行利润空间,并对长期国债收益率形成压力。
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涉及“鸡和蛋”的关系。如果降息能够改善经济预期,推动经济活动恢复,那么上述问题本身也有可能得到缓解。
一方面,如果经济预期改善,长期国债收益率可能逐步企稳回升;另一方面,如果经济预期改善,企业和居民贷款需求增加,银行净息差也可能随之改善。
如果始终因为担心净息差和长债收益率问题而不敢降息,反而可能因为经济预期持续偏弱,使净息差和长债收益率面临更大压力。
第二,当前PPI涨幅较高,是否会形成通胀约束?
10月份PPI同比上涨5.7%,确实需要关注价格上涨问题。但与此同时,CPI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如果将上游能源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价格因素剔除,PPI的整体表现并没有目前看到的那么高,仍然处于相对低位。因此,当前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胀已经构成降息的主要约束。
从宏观价格指标来看,我认为更需要关注GDP平减指数。
对比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情况,当时PPI连续负增长54个月,而本轮PPI负增长持续了41个月,时间短了13个月。但在GDP平减指数方面,上一轮仅连续负增长两个季度,而本轮截至今年二季度之前,已经连续负增长11个季度。
虽然最近两个季度GDP平减指数有所回升,PPI也回升至5.7%,但如果剔除部分阶段性因素,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低通胀压力。因此,价格因素还不足以构成当前降息的主要障碍。
第三,LPR已经降至3%左右,未来政策空间是否不足?
目前LPR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降息的空间确实有限。但这又回到了政策应该何时使用的问题。
如果将所有政策空间都留到明年,假设明年真的出现系统性风险,特别是较大的外部冲击,仅靠剩余的3%左右的LPR空间,可能也难以充分应对。
与其如此,不如当前就通过财政政策发力、货币政策引导预期,提前提高经济增长韧性。这样,明年即使出现外部风险,也可以更多依靠经济自身的韧性进行对冲,而不是完全依赖有限的政策空间。
第四,美联储是否会进入加息周期?
我认为,美联储目前并不具备持续进入加息周期的条件,即使出现预防性加息,也可能只有一至两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的实际韧性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二是美国半导体周期可能面临瓶颈,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放缓。
目前美国消费和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周期。如果人工智能建设放缓,美国就业和居民消费也可能随之走弱。因此,仅仅因为油价上涨,并不足以支持美联储持续加息。综合来看,在财政政策进一步发力的同时,货币政策也有必要积极发挥预期管理作用,改善市场信心。
六、通过“3S政策”和“加减乘除”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最后,我想谈谈当前中国经济K型分化的问题,以及未来如何推动这种分化逐步收敛。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向是,上支的新兴科技产业继续发展,下支的传统行业逐步向上支靠拢,通过新动能的持续发展和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更加均衡。
在这一过程中,政策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较大规模、长期性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发展中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提出应对结构性调整的“3S”政策框架:
1、Speedy(速度要快):政策行动要快,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结构性问题进一步累积。
2、Sustained(持续性):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持续性,不能短期发力后就迅速退出。
3、Substantial(力度):政策力度需要足够强,形成有效支撑,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基于这三个原则,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可以重点做好“加减乘除”四个方面:
第一,做好除法,加快房地产去库存。
房地产仍然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快房地产库存消化,推动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
第二,做好减法,治理“内卷”和产能过剩。
要进一步治理行业“内卷”和产能过剩问题,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和投资回报率,增强企业投资意愿。
第三,做好加法,推动中央政府主动扩表。
中央财政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力,通过中央政府主动扩表,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为经济增长和内需恢复提供支撑。
第四,做好乘法,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
要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特别是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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