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的长城脚下,一辆美式重卡车在喜峰口十八盘的盘山道上彻底失去了控制。
尽管司机拼尽全力踩刹车踏,手制动拉到底也无济于事,车速越来越快,弯道一个接一个地逼过来,最终车子冲出路面,向山下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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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辆美式重卡车上坐着三个人,一个是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十三师师长徐国夫、政委李辉和政治部主任胡寅。
徐国夫、李辉当场负重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师政治部主任胡寅当场牺牲,不久后又传来噩耗,李辉在送医救治不及,不幸离世。
那时辽沈战役刚打完,中央迅速下令,要求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当时东野先遣兵团已经从冷口、喜峰口入关,是以后续各个纵队也都摩拳擦掌,准备入关。
万万没想到,一场深夜行车中的机械故障,却把两位师级主官永远留在了入关途中。
铁流入关,将星同车
1948年11月8日,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野五纵奉命开赴辽宁义县地区,进行短期整训,准备入关作战。
当时,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番号的命令已经下达,于是东野五纵根据指示,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军长仍为万毅,刘兴元任军政委,吴瑞林任副军长。原辖步兵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师,依次改为第124、第125、第126师。新调入的独立第九师改为第一五五师。
不过,在习惯上,大家还是叫老番号,一直到后来天津战役后,番号才正式改过来,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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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徐国夫
徐国夫率领着师指挥所,驻扎在距义县县城不足五里的地方,老房东夫妇家里盖有三间土房,特意空出来一间给他们住。
后来他们在这个院子里,一住就是半个月,期间同房东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按照老房东郭春礼的话来说就是:
“当兵的我见得多了,张作霖的兵,日本人的兵,国民党的兵,‘胡子’兵, 就没看过你们这么好,这么有出息的兵!”
在离开院子的前一天晚上,房东夫妇还热情的请徐国夫吃了个饭,徐国夫连连推辞,但还是架不住房东夫妇热情,在和政委李辉商量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据徐国夫回忆,老房东夫妇请他们吃的饭,在当时的东北而言算是很豪华了。
“白面饺子、四个炒菜、 一 个当地制作的足60度的高粱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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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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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寅
时任东野五纵十三师政委的李辉是江西宜春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老红军,后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长征路,李辉因受伤缘故就留在了湘鄂赣边打游击。
1939年底,李辉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央党校的学员被派去了东北,出任庄(河)岫(岩)地委书记兼第五军分区政委、任辽南军区副政委兼独立师副政委,后任独立第1师政委、东北野战军五纵十三师政委等职。
时任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曾盛赞李辉:
“如同辽南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方圆数百里的大地。”
与徐国夫、李辉一起在师指的还有政治部主任胡寅。
徐国夫(安徽六安)、李辉都是南方人,而胡寅却是一个地道的山东人,他参加革命也是在山东,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出身比较富裕,胡寅小时候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后来为了躲避匪患还跟随父亲去青岛大英烟草公司打工,受尽了欺压。
七七事变后,胡寅考入山东大学,为了参加抗战,他和几名同学跋山涉水赶往泰安地区,时任山东省委的领导人黎玉、林浩、洪涛、景晓村接见了他们,同意他们参加八路军。
整个抗战期间,胡寅历经多次战斗,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开辟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时任警备第三旅七团政委的胡寅率部赶赴东北,多次参加战斗,两次负伤。
不过有趣的是,因为五纵是1948年3月才成立,徐国夫也是从三纵九师调过来任师长的,李辉和他几乎是前后脚,胡寅是1948年10月才调来,三个人都处在磨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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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下旬,五纵奉令入关,11月23日,万毅、刘兴元率部从义县出发,徐国夫三人也跟郭大爷告别,踏上入关之路,他们准备经喜峰口穿越长城,向平津方向隐蔽开进。
当时十三师作为纵队的先头师之一,走在行军序列的前面。
考虑到入关不是一次简单的拔营起寨,纵队首长专门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确定行军路线,明确作战方向,还要协调与华北军区部队的配合事宜,会议开得细致而漫长。
徐国夫回到师里之后,一个字都不敢漏掉,把会议精神原原本本传达到位。等部队抵达喜峰口一带,纵队又来了通知,要求各师师长和政委务必参加新一轮部署会议。
十八盘上,生死一瞬
徐国夫和政委李辉正在接电话,师政治部主任胡寅推门走了进来。
听说要去开会,胡寅只是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开什么会,有没有我的事?”
徐国夫则讲了一句:
“没有你的事。”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会议通知只点了师长和政委,政治部主任不在参会名单上。
可胡寅接下来的话改变了后来的一切:
“我正好要到纵队政治部办点事,跟你们一起去吧?”
李辉接过话头,语气带着常见的随和:
“也好,反正车上有地方坐,想去就一道走吧。”
三个人就这样坐进了同一辆美式重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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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本来就是一趟最普通的行程,况且徐国夫本身就已经走了一次,这一趟也不过是轻车熟路,但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意外。
从喜峰口下山的山路,是条盘山公路,沿着山势一层一层地绕,弯道连着弯道,坡度陡,路面窄,白天行车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更不要说是在夜间视线受限。
会议的时间要求很急,三个人没有等到天亮,中卡车在夜色中向山下驶去。
车缓缓爬上山顶,开始缓缓下行,起初一切都在司机的掌控之中。行至十八盘中间路段时,车子的速度突然自己加快了。
司机第一反应是踩刹车,然而他一脚踩下去,踏板下去没有反应;紧接着用手制动,同样不起作用,制动系统彻底失灵了,
一辆几吨重的卡车在连续下坡的盘山弯道上失去了制动,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尽管司机已经拼尽全力去控制车辆,但仍然无济于事,车子在通过一个弯道后,直接冲出了路面,掉下了山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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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系列的撞击和翻滚后,车子停了下来,师政治部主任胡寅当场殉职,这位从山东寿光走出来的政工干部,遗憾未能看到新中国成立。
徐国夫、李辉都身负重伤,被随后赶来的战士们救起紧急送往医院。
遗憾的是,因为李辉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
师长徐国夫同样身负重伤,右腿骨折,被送进医院打上石膏,躺了一个多月才重新站起来。
野司的首长听说此事后,还专门致电慰问、纵队的首长还曾亲自探视慰问。
余生难释,青山有记
在徐国夫受伤这段时间里,部队一直是由副师长翟耀东、参谋长苏克之指挥,也打了不少硬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丰台之战,42军打的很出彩。
当时,124师占领了丰台车站,敌第5、89、56、142师在百余门榴弹炮的炮火支援下,由两列铁甲列车引导,沿铁路及其两侧,向第124师阵地发起猛攻。
124师指战员打的十分顽强,硬是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至12月16日晚19时,敌人彻底放弃了夺回丰台车站的想法,狼狈的退回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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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初,徐国夫等不及脚伤痊愈,就赶回了部队,分别一个月不见,战士们问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身体情况以及当时那场车祸。
徐国夫伤愈归队之后,带着124师继续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两广追击,一直打到海南岛,是解放海南岛的功臣之一。
1955年大授衔,徐国夫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担任过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2004年8月在沈阳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不过,即便是时隔多年,徐国夫依然对当年这场车祸记忆深刻,两个优秀的师级干部牺牲,不光是对部队,就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损失。
两位在战场上多次负伤都没有倒下的干部,死在了一次车祸的手里。
“假如不开那个会,仅仅为了那个内容,派人把精神传达到各师;假如不那么急着夜间开车;假如我们当时有很成熟的司机事前认真检查车辆;假如……没有那么多假如,无情的现实不会因为“假如”而不存在,假 如就是假如,假如都是事后诸葛!”
徐国夫晚年再谈起这件事时,还忍不住感慨:
“不过我倒真的提醒依然当权的领导者们,少开会、开短会,非开不可的会也要开联席会、综合会。尤其那种不该开,没必要开, 可开可不开的会尽量就别开啦,你的属下们不会因为你少开一次 会就减少对你的崇敬和畏惧;亦不会因为你少开一次会就导致山 崩海啸天下大乱;不要拿腔作派摆臭架子,自己走下去,自己不 愿走让你的参谋、干事、秘书、助理们走下去,当面说一说,顺便也听一听、看一看,不是很好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谢甦、胡支援二人合写《急起》,讲述当年42军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谢甦、胡支援两人还拜访了不少还在世的原42军的领导干部,其中就有徐国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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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谢甦、胡支援著《急起》
徐国夫没有同他们提到这次车祸,但两人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把这件事写了进去:
"12月8日,部队经过喜峰口的下坡路时,先头一二四师师首长乘坐的吉普车,因路滑和刹车失灵翻下山坡,师长徐国夫身负重伤,政委李辉、政治部主任胡寅光荣栖牲。”
徐国夫认为写的不够好,应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写出来,比如他们是去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有没有必要开这个会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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