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地带在2025年10月停火协议宣布之后,到2026年11月,又有超过一千六百名巴勒斯坦人在日常的空袭和枪击中丧生,八千多具遗体还压在废墟底下,没有被挖出来。
约旦河西岸的情况在同步恶化,“E1”定居点项目继续推进,一旦建成,西岸会被切成两半,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之间被定居点、专用道路和检查站隔开,连村庄入口都装上了铁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在2026年秋天的报告里用了一个很重的措辞: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同时推进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指向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转移”,带有“种族清洗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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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些新闻看久了,会冒出一个问题。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从1917年英国那纸《贝尔福宣言》算起,被外部力量反复切割、重新定义、分而治之,切了一百多年,至今没有切出一个能让当地人安身立命的政治实体。
而近代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被欧美列强用差不多的手法折腾了同样长的时间,割地、租界、划分势力范围,能用的手段几乎都用上了,最后却没有被切成几块各自“独立”的殖民地。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答案不在“谁更幸运”上。
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短信,说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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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的收信人不在巴勒斯坦,发信人也不在巴勒斯坦,信里处置的那块土地,当时还在奥斯曼帝国名下,当地的阿拉伯居民没有参与这封信的任何环节。一战后英国拿到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开始执行“扶犹排阿”的政策,犹太移民大量涌入,阿拉伯人的抵制和反抗从1930年代起就没有停过。
1947年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分治决议,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犹太人口约占三分之一,分到56.5%的土地;阿拉伯人口占三分之二,分到43%。阿拉伯方面拒绝接受这个比例,这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固执。
一个在自己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的人口多数,被告知要把一半以上的土地让给一个由外部政治运动组织起来的新实体,换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平静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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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打完,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占到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77%,超过一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离或被驱逐。1967年战争之后,西岸、加沙、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占领,又一批巴勒斯坦人外逃。
分治决议本身在纸面上是“两个国家”,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犹太国在1948年建起来了,阿拉伯国一直没有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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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国际共识逐步收拢到“两国方案”上,也就是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这个方案被联合国大会反复确认,被国际法院在2024年的咨询意见里认定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和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必须尽快终结。
但“两国方案”需要安理会的执行力来托底,而安理会的执行力被同一只手按住了。2023年12月,要求立即人道停火的草案在安理会拿到13票赞成,英国弃权,美国一票否决。
2024年4月,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安理会12票赞成,英国和瑞士弃权,美国独家反对,把巴勒斯坦获得主权国家身份的路堵死。没有主权国家身份,巴勒斯坦就无法以国家的名义援引集体自卫权,外部力量想以合法方式介入,连国际法上最基本的踏板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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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援的管道一直在往以色列输送精确制导炸弹、重型航弹组件和军用推土机,美军航母打击群钉在东地中海,任何想越过这道线的力量,首先面对的不是以色列军队,而是美国的战备存在。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美国“偏袒”了谁。关键在于,一个本应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归属问题的地区,被一种外部力量系统性地维持在“不解决”的状态里。
定居点在扩建,土地在被一块一块地切走,而国际法上的每一次推进,到了安理会那一关就被否决权弹回来。巴勒斯坦的政治实体不是没有尝试过建立,而是每一次尝试都被外部否决权按回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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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列强对中国做的事情,手法和巴勒斯坦那套高度相似。
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二十五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和新界,法国租借广州湾,各自划出势力范围,清政府在旁边看着,没有还手的余地。那幅著名的“切蛋糕”漫画画的就是这个场面:列强持刀围桌,清朝官员被挡在桌外,举手瞪眼,什么也做不了。
照这个势头走下去,中国被切成若干个各自受不同列强保护的“实体”,在逻辑上不是不可能。但切到一半,切不下去了。原因不止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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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是列强之间自己先打了起来。美国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名义上主张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各国商业机会均等,骨子里是作为一个来得晚的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国被先到的几家分干净。
德国内部评估之后也得出过结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瓜分中国,与其让英俄日把地盘占完,不如推行门户开放,至少还能挤进去做生意。列强在华利益互相冲突,谁也不愿意看到某一家拿到足以压倒其他人的份额。瓜分中国意味着要在列强之间重新分配远东的力量对比,这个账算下来,没有一家觉得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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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对“直接统治中国”的成本有了一个新的判断。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镇压了义和团,但镇压本身并没有让中国社会停止抵抗。完全用殖民方式侵占整个中国,遇到的抵抗和困难将是巨大的,这一点在联军统帅和各国政府的战后评估中都被反复提到。
清政府虽然衰弱,但它作为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秩序、能够签署条约、能够约束地方的结构,对列强来说比一个彻底碎裂的中国更容易打交道。保留一个名义上“完整”的清政府,让它在列强之间充当缓冲,比把这块地方拆成七八块各自派总督去管,成本要低得多。
第三层,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政治结构在外部切割面前没有一个足够厚实的底子可以依托。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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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切成几块“独立”实体,每一块都需要重新建立海关、税收、司法、治安,而这些新机构要么依赖列强自己出人出钱,要么依赖本地原有的官僚网络,而后者恰恰是切不断的东西。切下去容易,接起来难。
列强在非洲和东南亚可以按经纬线画殖民地,是因为那些地方原有的政治结构在殖民冲击面前被更快地瓦解了,但中国这套结构太厚,刀切进去,刀刃被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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