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黑恶势力,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还是打架斗殴、收取保护费、堵门滋事的场景,似乎只要平时不去复杂场所,不和社会闲散人员打交道,就不会和这类事情产生联系。
但现实中的一些新型涉黑恶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暴力方式,有人利用劳务招聘制造纠纷,有人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向企业索要钱财,还有人通过网络骚扰、恶意投诉、虚构消费问题等方式实施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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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表面上可能与正常经营、消费维权、劳务争议有关,真正调查起来,却可能涉及有组织的违法犯罪。
2026年11月,《人民日报》发布的《打好扫黑除恶的“新战役”》评论,直接点破了当下扫黑除恶工作面临的全新挑战:黑恶势力的触角已经从过去的线下灰色地带,全面延伸到了各类服务消费场景、劳务用工全链条和各类互联网平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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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大家只在新闻里零星见到的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舆情敲诈,如今已经成了黑恶势力牟利的主流新手段,必须成为接下来扫黑除恶工作的重点打击目标。
公安部此前集中公布的多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更是把政策导向摆到了明面上:黑恶犯罪早就不是过去大家印象里的模样,打击和防范的思路绝对不能停留在过去的经验里,必须跟着犯罪形态的变化同步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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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黑恶犯罪的暴力属性非常外露,街头斗殴、打砸经营场所、上门滋扰堵门、用暴力逼迫他人接受不公平交易,这些行为辨识度极高,普通人遇到了第一时间就能反应过来自己正在遭遇黑恶侵害。
但新型涉黑恶犯罪完全换了一套生存逻辑,隐蔽性极强,很多受害者直到被裹挟进全套陷阱,都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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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评论专门提醒了执法和监管层面注意这类陷阱:新型黑恶犯罪几乎不会留下直接的暴力伤害痕迹,全靠软暴力手段给受害者持续施加心理压迫,用网络平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再用全套合规的工商资质、合同流程把非法业务包装成正常商业活动,犯罪痕迹散落在海量的投诉记录、平台后台数据和日常劳务纠纷当中,非常容易被基层执法人员误判成普通的民间纠纷,直接让黑恶势力躲过了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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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新型黑恶犯罪难以识别的原因之一,有些团伙注册公司、经营网络账号,甚至打着消费者维权、舆论监督的旗号开展活动,单看某一次投诉、某一条网络信息,很难判断背后是否存在有组织的敲诈行为。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这些行为形成固定分工、反复实施,并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时,事情就可能不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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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报道中提到,公安部公布的8起典型案例,涉及网络套路贷和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裸聊敲诈以及网络暴力等类型。
这些案件说明,犯罪手段可能借助正常的行业场景出现,受害者既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也可能是企业经营者和服务行业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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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识别新型黑恶犯罪,不能只看对方有没有动手,还要关注行为背后的组织性、牟利目的和实际危害。
劳务碰瓷,是近年来受到警方关注的一种新型犯罪形式,2026年9月14日,山西省公安厅公布6起涉嫌新型黑恶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劳务碰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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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武乡警方打掉葛某某为首的劳务碰瓷恶势力团伙,抓获7人,2021至2026年,团伙结伙针对煤矿企业,故意制造劳务纠纷,借机索要高额钱款,遭拒就缠访闹访施压,跨多地作案,涉案30余万元。
工地和工厂都有生产进度,企业既要保障正常用工秩序,也要处理劳动争议,一旦有人故意制造纠纷,再通过反复滋扰逼迫企业付款,正常经营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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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劳动者依法讨要工资、维护合法权益,与有组织地制造纠纷敲诈企业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方式,是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
正常的媒体监督和消费者投诉,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力量,但有些人利用企业害怕负面舆情的心理,把网络曝光变成索要钱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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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公安通报多起舆情敲诈恶势力案件:多个团伙借编造、恶意剪辑不实信息,以网上曝光要挟企事业单位索财,有的流窜多省作案,三起案件涉案金额合计110余万元,这类行为是把网络曝光当成勒索工具。
企业面对负面信息时,应当依法处理真实问题,也要对虚构事实、恶意威胁和敲诈行为及时保留证据,不能因为担心舆情就放弃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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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索赔也是类似的情况,消费者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发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要求经营者承担责任,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但如果有人故意制造商品问题、虚构消费事实,再通过投诉举报和负面信息逼迫商家付款,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公安部公布的8起典型案例中,浙江郭某浩等人恶意索赔案就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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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查明,2025年10月以来,郭某浩纠集人员流窜多地,在连锁超市购买的餐食中故意放入头发、石头等异物,制造食品卫生问题,再通过投诉举报、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向超市或食品供应商索要赔偿。
浙江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这种行为与正常消费者维权有本质区别,前者是通过真实问题依法主张权利,后者则是人为制造问题,借此非法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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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网络套路贷和软暴力催收,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低息、无抵押等宣传吸引借款人,再利用虚假合同、虚增债务、制造违约等方式扩大债务,随后通过骚扰电话、威胁恐吓等方式催收。
借款人一开始可能只是需要一笔小额资金,等到发现合同和还款金额存在问题时,往往已经陷入复杂的债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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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公布的浙江赵某等人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案,正是这一类犯罪受到集中打击的案例。
很多人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只要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就谈不上严重危害,但软暴力造成的影响,有时并不比直接暴力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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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通过持续骚扰、恶意举报、网络曝光、堵门阻工等方式,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和经营活动,受害者可能没有明显的身体伤害,却要长期承受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频繁骚扰会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对于小商家来说,持续的恶意投诉和敲诈可能消耗经营者大量时间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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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小店利润本来就有限,如果反复遭遇恶意索赔和敲诈,经营者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要花费大量精力处理纠纷。
从更大的范围看,这类行为破坏的也不只是某个消费者或某家企业的利益,正常的消费者维权需要得到保护,企业合法经营也需要得到保障,如果有人利用投诉和监督机制实施敲诈,真正受损的是整个市场的信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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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面对新型犯罪,不能只依靠传统的现场排查,还需要通过数据分析、部门协作和线索移送,发现隐藏在大量正常交易中的异常行为。
2019年4月9日,四部门联合出台意见,明确软暴力定义:为谋取不法利益或造成非法影响,用滋扰、纠缠、哄闹、造势等方式,给他人造成心理强制、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的,属于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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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软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手段,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套用的独立罪名,是否构成犯罪,还要结合具体行为和相应罪名的构成要件判断;是否属于黑恶势力,也必须符合相应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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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消费投诉、劳动争议、债务催收和网络监督,不能因为产生了纠纷就被简单认定为黑恶犯罪。
依法区分正常权利行使与有组织的敲诈勒索,既能保护群众和企业,也能避免把普通民事矛盾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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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恶意索赔、劳务碰瓷、舆情敲诈或者软暴力催收,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能因为对方反复威胁就急着付款,第一件事,是保留证据。
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合同、转账记录、投诉材料、现场监控和网络发布内容,都可能成为后续调查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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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通过正规渠道处理纠纷,求职要核实用工单位和招聘信息,借贷要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消费纠纷要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等正规渠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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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真实的商品质量问题,可以依法投诉;遇到劳动争议,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等合法途径解决,不能因为担心被恶意索赔,就拒绝消费者和劳动者正常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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