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瑞金云石山,腿伤未愈的陈毅躺在医院里,最担心的不是手术,而是中央机关即将转移后,中央苏区怎么办。
8月28日,陈毅到老营盘前沿阵地察看敌情,右胯被炮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由于医院没有电源,无法拍摄片子,取出碎骨的手术一直拖着。等到医疗器械开始装箱,他才急忙给周恩来写信。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调来发电机。检查结果显示,陈毅的右胯骨被打碎一角,手术随即进行。第二天,周恩来到病房探望,带来了一个沉重决定:红军主力即将转移,陈毅不能随队远行,要留下来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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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军事工作由你负责。”
陈毅没有推辞。他熟悉江西情况,也在军队和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只是具体安排很快出现了变化。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却没有获得正式军职,只担任办事处主任,军事指挥一度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并非简单的人事安排。主力撤走后,留下的红军虽然还有一万六千人,另有大批伤员,却失去了机动作战的条件。敌军从四面推进,兴国、宁都、汀州、瑞金、于都相继受到威胁。若继续集中兵力守城,正好落入对手的包围;若立即分散转入山地,又需要明确指示和统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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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指示迟迟没有到来。1935年1月,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两千多人在宁都小布一带被围,红二十四师也接连受挫。中央苏区被压缩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交界的一小片区域,机关、部队和伤员都面临突围难题。
陈毅曾设想以中央分局名义,尽快下达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命令,但交通已经中断,电台也无法同其他苏区联系。到了2月初,长征途中的中央书记处才发来电报,明确要求在中央苏区及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庞大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干部随游击队行动。
陈毅反复看着这份电报。多年后,他回忆说,自己当时“内心狂喜”,因为这种放弃大机关、依靠游击队保存力量的办法,不像博古、李德的思路,很可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让他判断,毛泽东或许已经重新参与中央的军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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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来得太晚,却改变了方向。禾丰会议决定分路突围,项英、陈毅率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一部向赣粤边转移。突围途中,贺昌牺牲,部队屡遭打散,陈毅因腿伤行动困难,仍拄着拐杖带队穿越山岭。抵达油山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真正开始。
赣粤边的斗争,靠的不是硬碰硬。敌军修筑封锁线,把村民强行迁往山外,试图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陈毅便组织小部队夜袭乌径、高石等地,打击敌军后方,迫使对手不断调兵回防。几十人的队伍,往往奔袭百里,打完就走,不给重兵合围的机会。
他还提出建立“黄色村庄”,在赤白交界处争取地方人员为游击队提供掩护和情报。黄坑的保长原本替敌军带路,陈毅深夜找到他,讲清利害,要求不得带兵搜山、不得封锁道路,并必须传递真实消息。这个办法带有很强的斗争色彩,却有效扩大了游击队的活动空间。
危险也来自内部。1935年,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企图借熟悉的关系诱捕项英、陈毅,造成北山游击队重大损失。陈毅没有因此把所有动摇者一概排斥。面对逃离后又归队的侦察班长刘燕青,他主张恢复信任,发还武器。
“革命不能靠捆绑,愿意留下就留下,想回家也可以走。”
这番处理,既有纪律,也留有余地。陈毅明白,山林里的队伍若只靠命令维系,很容易在长期困苦中瓦解;真正能支撑游击战争的,是组织、信任和群众基础。
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敌军围困二十天,写下《梅岭三章》。西安事变爆发后,围山部队一度撤动,他才脱险。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陆续调离梅岭,项英、陈毅等人结束了长时间的困守,南方游击队也迎来了新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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