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到中国讲学。两年后,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书中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中国人发现并长期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能采用,全世界都会幸福。
一百年后再读这句话,容易把它当成一句漂亮的恭维。但如果读完书中第十一章《中西文明比较》,会发现罗素并不是在夸赞某种风俗,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文明究竟为了什么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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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对中西文明的总结只有一句话:“我们文明的独特长处,我认为,是科学方法;中国人的独特长处,是对人生目的的正确理解。人们必须期望看到这两者逐渐结合。”
这句话说明,罗素并没有简单地扬中抑西。他承认西方的科学方法有价值,认为“几乎所有真正的知识”都靠经验方法获得。他的问题在于:方法再先进,也回答不了“为什么而活”。
在他看来,西方的精神生活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犹太宗教伦理,以及由现代科学催生的工业主义。希腊带来艺术、哲学和数学;工业主义带来力量,也带来“权力感”,甚至让一些人自以为“如神”,可以裁决“不科学种族”的生死。
这是罗素对自身文明的尖锐自省。手段越强大,对目的的追问就越显得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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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他的答案来自老子。他引用道的运行方式:“生产而不占有,行动而不自恃,发展而不主宰。”
这句话通常被认为对应《道德经》中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罗素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有思想的中国人所理解的人生目的,而这与当时西方热衷的占有、自我主张和支配大不相同。
他还特意指出,尼采把后者建构成了一种哲学,“尼采的门徒并不限于德国”。所以,罗素所说的“幸福”,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富足,而是一种不以压倒他人为目标的生活取向。
细读这一章,罗素推崇的中国生活方式大致可以归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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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尚支配。罗素认为,中国人凌驾他人之上的欲望比西方人少得多。
他写道:“如果世上有哪个民族能真正‘骄傲得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渴望自由,而不渴望支配。
他举了一个例子:白居易有一首诗,以一个为逃避兵役而自折手臂的新兵为主角,英国汉学家韦利译作 The Old Man with the Broken Arm。罗素说,他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的诗人会这样选择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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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宽容。罗素注意到,在中国,一个人可以既是佛教徒又是儒家,因为两者并不冲突。
而西方受一神教传统影响,习惯认为信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信另一种。他转述中国人的说法:“宗教有多种,而理是一个。”
他认为中国人的宽容超出了欧洲人凭自身经验所能想象的程度。西方人自以为宽容,却仍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比优越,认为对中国最善意的做法就是把中国人改造得和自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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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静观。罗素认为中国人的和平气质植根于静观的人生态度:乐于观察万物各自的情状,而不急于把一切纳入预设的模式,中国绘画正体现了这一点。
当时有教养的中国人会反问:“既然你已经享有美好的东西,何必再求进步?”罗素起初觉得这种说法过于懒散,后来却开始怀疑,西方所谓的进步,“很多只是不安的变动,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任何值得追求的目标”。
这三点相互关联。不急于改变他人,才谈得上宽容;不把征服当作目标,才有静观的余地。罗素所说的“让全世界幸福”,指的正是这样一套彼此支撑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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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对孔子评价不高,坦言自己“无法欣赏孔子的优点”。但他承认,儒家体系是纯粹的伦理学,没有宗教教条,没有形成强大的祭司阶层,也没有导致迫害,并且造就了一个“拥有精致礼仪和完美礼貌的整个民族”。
他观察到,这种礼貌不限于某个阶层,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场合同样可靠。看到白人的粗暴被中国人以安静的尊严对待,罗素说这令他感到羞愧。欧洲人常把这视为软弱,他却认为这是力量,“中国人迄今正是凭这种力量征服了所有征服过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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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很有分量。在罗素看来,一个文明能够延续,靠的不只是武力,也靠一种让外来者逐渐认同的生活方式。他说,中国的静观智慧使中国人在古代其他民族都已消亡之时得以延续。
把罗素的话读成对中国的无条件赞美,反而低估了他。他在书中给自己设了一个反驳:有人会说,这是拿西方的实践去比中国的理论。
罗素承认“这当然有很大的道理”,也坦言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种种弊病。他还说,中国人“在相反方向上走得太远”,需要向西方学习“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实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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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清楚,这种生活方式可能面临外部压力。他写道,其他国家“并非不可能”迫使中国人为自由而战,到那时这些美德“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是对当时列强环伺局势的忧虑,而不是对中国的贬低。
因此,罗素心中的理想并不是让世界照搬中国旧日的生活,而是一种“新的综合”。他把日本作为反面参照:日本学了西方的缺点,又保留了自己的缺点。他“可以希望”中国做相反的选择,保留自己的优点,吸收西方的优点。
罗素对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抱有很高期待。他认为中国文明虽然此前缺少科学,却从不包含敌视科学的东西,因此科学传播不会遇到欧洲教会曾设置的那种障碍。他看到中国学生能干而热切,觉得“少年中国”的求学热情让人想起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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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作出一个附条件的预测:如果中国能有稳定的政府和充足的资金,三十年内将开始在科学上产出卓越成果,“很可能”超过西方。这一判断的前提是政治稳定和资金充足,是对潜力的估计,而非对具体结果的断言。
最打动人的,是他对自己的坦白:“我去中国时是去教书的;但我每多住一天,就越少想到我要教他们什么,越多想到我要向他们学什么。”他说,这种态度在久居中国的欧洲人中并不少见,在只为赚钱而来的人中却“可悲地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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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为什么相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能让世界幸福?
因为他目睹的是一个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占有欲和支配欲推着走的西方。他在中国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不以征服为荣,能容纳差异,懂得在平凡生活中静观和自足。
他说,在他看来,普通中国人即便贫困,也比普通英国人更幸福,因为这个民族建立在“更人道、更文明的观念之上”。
“我但愿能够期望,中国以她博大的宽容和静观的心灵安宁,回报我们的科学知识。”罗素设想的不是一方改造另一方,而是互相学习、彼此成全。一百年后重读,这份期许依然值得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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