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江西瑞金,李德第一次面对中央苏区的干部和红军将领时,身边站着两名翻译:伍修权负责一般俄文翻译,王智涛则承担军事方面的传译。一个词句的差别,往往会影响一场会议的气氛;而军事术语一旦解释失当,更可能影响战场判断。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抵达中央苏区后,他很快进入红军指挥中枢。由于语言、经历和身份的特殊性,他提出的意见需要经过翻译传达,也需要由中国将领结合实际情况判断。
伍修权后来留下的回忆,对李德的批评十分严厉,重点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王智涛的看法则多了一层具体观察。他并没有回避李德的失误,却没有把这个人简单归结为“反面人物”,而是把能力、性格、作用和责任分开来说。
这份差别,和两人的工作位置有关。伍修权长期参与中央机关和革命工作的翻译,对政治斗争及重大决策有更直接的感受;王智涛主要负责军事传译,许多时候坐在会议现场,听取将领争论,也接触李德讲授军事知识的过程。不同经历,容易形成不同侧重点。
王智涛认为,李德的根本问题,是军事经历和实际经验不足。李德曾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但并没有经过足够的战争实践。懂得条令和理论,并不等于能够指挥复杂的革命战争。中国战场地形多变,部队装备有限,敌我力量悬殊,任何外来的作战原则都必须经过改造。
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修筑碉堡、堑壕和交通壕,试图用较为正规的方式抵挡国民党军推进。这套办法并非毫无军事依据,却没有充分考虑红军兵力、火力和物资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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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军依靠优势兵力逐步推进时,红军若处处设防,便容易被牵制在固定阵地。部分工事尚未完成,敌军已经逼近,原本用于防御的设施反而限制了部队机动。问题不只在某一条命令,而在于作战思路没有真正落到中国战场的土壤里。
李德在欢迎会上曾表达过迅速扩大革命影响的愿望,意思大致是要把革命旗帜推向更广阔的地区。这样的语言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战争不能只靠热情推动。把战略相持阶段的局部战役看成决定胜负的总决战,便容易产生“进攻、再进攻”的冲动。
有意思的是,王智涛并未把责任全部推给李德。他指出,李德虽然是外国顾问,却无权独立决定中国党的事务。李德的意见需要由中共中央讨论、取舍,重大决策形成后,责任也不可能由一个外国人单独承担。这个判断,比单纯指责某个人更接近复杂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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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涛还提到,陈毅、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人曾对相关作战办法提出不同意见。军事争论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危险的是脱离敌我条件,把书本上的原则当成不可变动的答案。战场每天都在变化,指挥员既要懂理论,也要能听进不同意见。
李德的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处境。他有较强的自信,却不善于和中国将领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一个指挥者若不能理解部下的经验,也不能让不同意见顺畅表达,即使掌握不少军事知识,也很难形成真正的指挥合力。
不过,王智涛没有否认李德的实际作用。李德熟悉参谋工作,能够讲授军事课程,也曾帮助红军干部学习较为系统的军事知识。长征途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运动战和灵活指挥方面的判断更符合中国实际,并在一些重要分歧中站在毛泽东一边。
1939年,李德回到苏联后接受有关方面审查。相关结论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错误主要源于不了解中国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意见,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替中国党的中央作出决定。这个处理意见,也说明当时对责任归属并非一句“外国人误导”就能解释清楚。
王智涛晚年整理回忆时,已经能够把战争失误和个人品质分开衡量。他承认李德没有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能力,也承认其教条主义给红军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他认为李德跋涉万里来到中国,参加长征,这种国际主义行为不应被一笔抹去。
李德后来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也留下了观察自身经历的材料。报告未必完全客观,却能看出他并非抱着欺骗或破坏的目的而来。一个人可能真诚,也可能判断错误;可能有专业知识,也可能不懂具体国情。把这些方面放在一起,才是王智涛评价李德较为中肯的地方。
历史人物很少只有一张面孔。伍修权的严厉,记录了失误带来的沉重后果;王智涛的克制,则保留了事件中的复杂层次。两种回忆并不一定互相排斥,合在一起,才更接近那段战争岁月的真实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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