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家8口不听劝,带6个儿子来中国新疆,刚落地就被震撼到了
我叫皮埃尔·杜邦,今年四十六岁,住在法国里昂郊外的一个小镇,职业是中学历史老师。我的妻子玛丽四十三岁,也是老师。我们有六个儿子,从十六岁到三岁,一家人挤在一栋带小院的老房子里,日子过得热闹又紧巴。在法国,我们这样的大家庭是稀有动物,走在路上经常有人睁大眼睛问:六个?都是你们的?是的,都是我们的。今年夏天,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亲戚朋友都摇头的决定:带着全家,跨越七千公里,去中国新疆旅行三个星期。临走前,我的同事、我的邻居、甚至我妹妹,几乎所有人都在劝我:皮埃尔,那地方又远又乱,你还带着六个孩子,疯了吗?我们没听劝。而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幸好我们没听。因为刚落地,我们一家八口,就被结结实实地震撼到了。
先说说我们为什么想去新疆。作为一个历史老师,我对丝绸之路有一种职业性的迷恋。教科书上,那是一片被简化成几行字的土地:沙漠、骆驼、古城、商队。我给学生们讲了二十年丝路,自己却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今年春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喀什老城的视频,橙色的土墙、雕花的门廊、香料的味道几乎要溢出屏幕。我喊玛丽来看,她看完说了一句:走吧,趁孩子们都还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于是我们开始办签证、订机票、研究路线。麻烦从这里就开始了。我妹妹第一个反对,她严肃地跟我说,皮埃尔,中国新疆,你没看新闻吗?我一位同事直接说,带着六个未成年人去那种地方,是对孩子不负责。连我八十一岁的老父亲都打来电话,说,皮埃尔,我求你了,去日本,去泰国,别去那里。我理解他们,他们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对中国的全部想象,来自一些陈旧的报道。但正因为我是历史老师,我有一个信条:没有亲眼看过的地方,不要轻易下结论。我说,爸爸,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
第一重震撼,发生在乌鲁木齐机场落地后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从巴黎起飞,经转机飞了十几个小时,六个孩子东倒西歪,三岁的小吕卡一路哭闹,我和玛丽已经精疲力尽,做好了落地后手忙脚乱的准备。可是从下飞机开始,一切都顺得让我们不敢相信。入境的电子通道刷护照只要十几秒,边检警官看见我们推着婴儿车的一长串人马,直接引导我们走了快捷通道。取行李的时候,十四岁的老二泰奥数着行李转盘,忽然捅了捅我:爸爸,这机场比戴高乐机场新。我四下看了看,高大的航站楼,光可鉴人的地板,指示牌上有法语,我心说孩子,这不是新,这是比你爸还年轻。真正的冲击在出港路上:我们预订的接机车准点到达,司机是个维吾尔族大叔,汉语和维吾尔语切换自如,还夹着几句英语,他帮我们把六个孩子安顿好,车子驶上高架,窗外的乌鲁木齐,灯火通明,车流如织,一路尽是高楼。十六岁的老大拉斐尔,一路上都在用手机拍,忽然他抬起头问我:爸爸,姑姑说的“那个地方”,是这里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眼前的城市,比里昂大,比里昂亮,比里昂有活力,这是实话。
第二重震撼,是关于安全。出发前,亲友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安全,仿佛我们要带孩子去的不是旅游景点,而是战乱地区。落地第一晚,我在酒店安顿好孩子们,和玛丽下楼散步,晚上十一点,街头夜市人声鼎沸,烤肉的烟火气飘出去半条街,穿制服角哈密瓜的大姐热情地让我们尝了一牙又一牙。玛丽看着我,忽然说:皮埃尔,你发现没有,这里凌晨的街头,有独自跑步的姑娘,有坐在路边吃串的老太太。我们在里昂,晚上十一点敢让孩子自己去街角买牛奶吗?我们不敢。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这个感受被反复验证:孩子们的手机、钱包、背包,落在餐馆、落在出租车、落在景区长椅上,前后一共四次,每一次,都有人追出来还给我们,或者原地等着我们回去找。最夸张的一次,老三加布里埃尔的相机落在了吐鲁番的一个葡萄园农家,等我们第二天想起来打过去,主人说:放心,我给你们收着,你们从库尔勒回来路过取。玛丽感慨说,在巴黎,我的自行车锁三把锁都被偷过。
第三重震撼,是那些数字和工程。作为历史老师,我以为我是来做怀旧的,看古城,看废墟,看夕阳下的驼铃。结果我在新疆被反复教育的,是二十一世纪。从乌鲁木齐去吐鲁番,我们坐了高铁,时速两百八十公里,窗外戈壁滩笔直地往后飞。老二泰奥把手机贴在车窗上测速度,然后沉默地把手机递给我看,又指了指车厢里平稳立在桌板上纹丝不动的一瓶矿泉水。去库车的那条公路,穿过天山,隧道一座接一座,我在博物馆里查资料才知道,新疆的公路铁路,很多是修在冻土、戈壁、山体滑坡带上的。我在课本里给学生讲罗马人修路,讲了两十年;现在我站在独库公路的一个观景台上,看着那条在悬崖上盘出来的路,老实说,我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回去以后,我的丝路课要重写了。以前那条路属于骆驼和商队,现在它属于高铁、高速公路和冷链货车,但有一种东西没变——人们依然在把东西从东运到西,从西运到东,只是速度,快了两个数量级。
当然,最打动我们的,不是机场和高铁,是人。在喀什的老城,我们的六个儿子成了“明星”。当地的孩子们追着他们踢球,老四维克多和老五卢卡很快跟一群维吾尔族小孩混熟了,语言不通,靠手势和足球,居然打了一下午比赛。一位白胡子爷爷把我们全家请进院子,端出自家的茶、馕和葡萄干,他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维吾尔语,我们靠翻译软件聊了一个多小时,他问我法国种不种葡萄,我问他这院子里的无花果树多少年了。临走他要塞给孩子们一人一把葡萄干,玛丽坚持要付钱,老爷爷生气了,翻译软件里蹦出一行字:朋友来家里,不谈钱。那一刻玛丽的眼圈红了。后来她在日记里写:今天我才明白,我们被新闻骗了多久。新闻里那片“危险的土地”上,住着全世界最好客的人。还有在塔县,海拔三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我们的车爆了胎,一位塔吉克族牧民骑摩托车赶过来,二话不说帮着换胎,手冻得通红,完了摆摆手就走,老二追上去想给钱,人家在摩托车上笑着喊了一句什么,后来我们的司机翻译给我们听,他说的是:路上的人,就是家里的人。这句话,我让老大记在了旅行笔记的第一页。
三个星期,我们从乌鲁木齐走到吐鲁番,翻过天山到库车,沿公路到喀什,上过帕米尔,也看过塔克拉玛干边缘的胡杨。回来的时候,八个行李箱里塞满了葡萄干、馕和艾德莱斯绸,六张晒黑的脸,和六个变了心性的儿子。回到里昂,我妹妹果然第一时间来家里“验收”,问我:怎么样,吓人吧?我请她坐下,给她看了我们拍的两千多张照片:凌晨两点灯火通明的夜市,比巴黎歌剧院还气派的大剧院,坎儿井博物馆里孩子们发光的眼睛,塔吉克族牧民冻红的双手。我妹妹看了很久,问了一句:这些是真的?我说,我拍了照片,录了视频,但你还是不信。这样吧,明年暑假,我带你去。她愣住了。
新学期开课,我的第一节丝路课,我没有带课本,我带了六公斤新疆的葡萄干,还有我们家八口人在喀什古城门口的合影。我对我的三十个学生说:孩子们,我要向你们道歉,过去二十年,我教给你们的丝路,终点停在了一千年前。这个暑假我亲自去了一趟,我要告诉你们那片土地现在的样子——那里有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有穿越戈壁的高铁,有凌晨安全得可以让姑娘独自跑步的街道,有把路人当家人的牧民,有让我一个法国历史老师站在公路观景台上说不出话的工程。然后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我此行最大的心得:关于一个地方,最危险的认知方式,就是只从别人的嘴里认识它。我六岁那年,我爸爸告诉我别去可怕的中国;我四十六岁这年,我带着六个儿子去了新疆,回来变成了那片土地最啰嗦的推销员。学生问我,老师,那到底哪个是真的?我说:都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所以你们长大了,要用自己的脚去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顺便说一句,我妹妹明年夏天的机票,我已经帮她查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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