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大别山深处,一名地方民团头目的死亡,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注意。消息并不是由交通员送到,也不是通过秘密电台传出,而是被国民党方面的广播无意间公布出来。延安从这条敌方消息中判断:大别山仍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在活动。
这支队伍的负责人,正是何耀榜。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名字并不熟悉;但在鄂豫皖边区,何耀榜和他的部队曾经穿行于山岭、村落和密林之间,在与上级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何耀榜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红军主力转移后,一部分地方武装没有能够随队远行,只能依靠熟悉地形的优势,分散隐蔽,保存力量。敌军搜山时,他们化整为零;敌军撤走后,又迅速集合,袭击据点,切断运输,保护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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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斗争没有固定阵地,也很少有充足粮食。山里缺医少药,武器弹药更是难以补充。队伍有时只能靠野菜和少量粮食维持,伤员无法及时转移,便由群众轮流掩护。能不能坚持,靠的不只是勇敢,还要看谁更熟悉山路,谁能得到百姓信任。
有意思的是,何耀榜并没有把游击队当成一支只会打仗的队伍。部队进入村庄后,通常要先了解群众处境,处理借粮、伤员安置和敌情传递等问题。大别山百姓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队伍,送来粮食、药材和衣物,有时还冒险提供敌军动向。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后,大别山的局势发生变化。主力离开,留下的地方武装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对何耀榜而言,继续留在山里,意味着与主力之间的联系可能中断,也意味着今后的行动只能依靠自身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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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句口号能够解决的事。部队人数减少,活动范围被压缩,敌人又不断悬赏搜捕。有人主张尽快突围,有人担心离开熟悉地区后难以生存。何耀榜需要做的,是在保存队伍和寻找机会之间反复权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去的武装冲突并没有因此立刻消失,双方之间仍有戒备和猜疑。何耀榜一方面要向部下说明民族危亡的大局,另一方面还要防止谈判过程中被解除武装或遭到扣押。
据相关回忆,何耀榜曾以个人安全作担保,出面与地方方面交涉。他对身边人说:“仇恨可以记着,但眼下要先打日本人。”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反映了当时共产党地方武装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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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别山的队伍经历了整编和改编,斗争方式也随之变化。公开活动减少,秘密联络增多;既要参加抗日,又要保存自身力量。何耀榜等人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维系着边区的组织和武装基础。
1946年中原突围后,局面再次恶化。中原部队向西突围,大别山一带的共产党武装重新陷入孤立状态。交通线中断,电台联系困难,外界很难准确掌握他们的情况。延安知道大别山曾有队伍,却未必知道具体还有多少人、处境如何。
何耀榜采取了一个颇有风险的办法:利用敌方公开报道传递信息。队伍有意在某些地方制造行动迹象,使国民党军政机关能够察觉,再借敌人的通报将消息传向更大范围。敌人的宣传渠道,反而成了他们证明自身存在的一条曲折通道。
1947年,地方民团头目在一次行动中被击毙。国民党方面对此事进行报道,延安方面由此确认,大别山并非已经“肃清”,那里仍有共产党武装在坚持。这个消息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打死了一个民团头目,更在于它让长期失联的队伍重新进入中央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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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局部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坚持多年的地方武装终于等来了主力部队。何耀榜与部队会合时,队伍早已不是当年规模,许多人牺牲,许多人的姓名甚至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但这支力量毕竟保存了下来。
大别山斗争最难的地方,不是某一次战斗,而是长期没有援军、没有明确消息、没有稳定补给的日子。部队既要躲避围剿,又要维持组织;既要保存干部,又要不断补充新力量。能在这种环境下坚持,本身就是对组织纪律和群众基础的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何耀榜曾在湖北担任省级领导职务,仍然十分关心大别山老区的建设。他没有把过去的战功当作个人资本,而是多次了解群众生活、交通和生产情况。1964年,何耀榜病逝。关于他的记载并不算多,但那场由一则敌方消息引出的发现,说明大别山的红旗并没有因失去联系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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