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砚,今年二十九,在南京一家制药公司做检验员,每天跟色谱仪、试剂瓶和移液枪打交道。我的老家在江苏兴化,一个叫芦荡村的地方,四面是水,水里有垛田,垛田边长着望不到头的芦苇。我奶奶沈玉兰在那儿住了一辈子,村里人不大喊她的名字,都叫她“蛇婆子”。
“婆子”这称呼其实不太准。她七十八了,背还挺得笔直,走路一阵风,手上的皮肤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常年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她有一间朝南的小屋,屋里沿墙摆着十几个陶罐,罐口蒙着纱布,用麻绳扎紧。罐子里装的是蛇。
我小时候最怕那间屋。三伏天中午,罐子里会发出沙沙的响,像有人拿竹扫帚在簸箕上轻轻刮。有一回我蹲下去,掀开纱布一条缝,一条土灰色的蛇猛地撞上来,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奶奶从灶房出来,拎着我的后领把我提起来,说:怕它,就别惹它;惹了它,就得懂它。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多年。
她治蛇伤,用的不是医院那种治法。谁家夜里被咬了,来敲门,她披上褂子就走,回来时天都快亮了。她从不收钱,收鸡蛋,收米,收一包烟,有时候什么也不收。我爸为这个跟她吵过不止一回,说妈你这是拿命换人情,人家不一定记你的好。奶奶不听,只说一句:蛇咬了人,人等不起。
我爸叫周建平,在镇上开农资店。他还有个哥哥,叫周建华,三岁那年没的。这事家里从不提,我是从村里老人口中听来的那年夏天,我奶奶在田里插秧,孩子放在田埂上,一条蝮蛇从草里钻出来。等送到镇上,人已经不行了。那是我爸出生前一年的事。
所以奶奶这辈子跟蛇较上了劲。她跟邻村一个老蛇医学认蛇、认草、认伤口,四十岁那年被一条土公蛇咬了手背,肿到肩膀,硬是自己熬过来了。后来她被咬的次数,我数不清,她自己也不数。她的手背上有七八个小疤,像被烟头烫过。
今年八月底,我请了五天年假回去。奶奶的屋顶漏雨,我买了防水卷材,借了梯子上房,把西边那一片重新铺了。她坐在院子里择菜,一边择一边骂我铺得歪,说城里人干不了这活。我没吭声,笑着抹汗。
出事是在我回去的第三天。
那天下午两点多,日头毒得很。隔壁顾长根的孙子亮亮,十岁,跟着几个半大孩子在芦苇荡边上摸螃蟹。孩子贪玩,光着脚踩进草丛里,被一条蝮蛇咬了右小腿外侧。他跑回来的时候,腿已经肿了,两个牙印渗着血,人疼得直哆嗦。
顾长根七十多了,腿脚不利索,抱着孙子在村道上喊人。我正好在院门口,扔了手里的工具就跑过去。孩子的小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上肿,皮肤发亮,脚踝那儿一圈发青。我在药企待了六年,虽然不做临床,但培训课上讲过无数次蛇伤急救。
我解下皮带,在他膝盖下三指的地方松松扎了一圈,能塞进两根手指。我不让他跑,把他半抱着放平在树荫下。然后掏出手机打120,接线员说乡镇这一段路窄,救护车从市里过来,最快也要四十分钟。
顾长根慌了,一直在念叨:完了完了,这蛇毒得很。我说大爷您别急,先别乱动他。
这时候奶奶从院里出来了。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还捏着一把没择完的空心菜。她走过来,蹲下,把菜往地上一放,捏起亮亮的脚踝看了两眼,又翻了一下眼白,问:什么时候咬的?我说大概二十分钟前。
她站起来,说:来得及。然后回头冲我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去,把东头那个最大的罐子搬出来。
我愣了一下,说奶奶,救护车马上就到。她说:我知道。搬。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罐子搬出来了。那罐子沉,蛇在里面撞得咚咚响。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摆了一张矮板凳,奶奶坐下,把罐口的麻绳解开一道,只留纱布。她说:砚啊,站远点。
我说你要干什么。
她没答。她把纱布掀开一条缝,伸手进去,两指掐住蛇的脖子,提了出来。那蛇有手臂那么长,土灰色,背上有一串暗褐色的斑,是我从小看到大的那种短尾蝮,村里人叫土公蛇。蛇身在她手里盘了一圈,尾巴尖一直在抖。
我这才看清她想干什么。她把头往前一伸,张开了嘴。
我扑过去要拦,被她一只手推在胸口,推得我退了两步。她说:别动,动一下我就咬偏了。
我站在那儿,腿是软的。我看见她伸出舌头,把舌头尖抵在蛇头前面,像在喂什么东西。蛇头一探,牙就咬了进去。
我看见血一下子涌出来,顺着她嘴角往下淌。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就松开了,眼睛一直睁着,盯着屋檐下那只挂钟。
我不敢喊,也不敢碰她。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她七十八了。
蛇咬住不松口,尾巴卷在她手腕上,一下一下地抽。她的舌头被咬着,说不了话,只从鼻子里哼出很轻的一声。血混着口水滴在水泥地上,一滴一滴,很快连成一小片。
大概过了四十秒,也许多一点,我看见那蛇的尾巴慢慢软了下来,抽得没那么有力了。奶奶这时才抬手,一把攥住蛇的脖子,把它的头从自己舌头上扯开。她往地上啐了一口血,然后两手一掰,把蛇头按在板凳边缘,低头,一口咬了下去。
那一声脆响,我到现在还记得。蛇头被她咬断,掉在地上还在动,牙一开一合。她把蛇头吐到一边,把蛇身往地上一扔,捂着嘴站起来,冲我摆手,意思是:拿碗。
我跑进屋拿了一只搪瓷碗出来,她已经蹲在亮亮旁边了。她嘴里含着血,说话含糊,让我把蛇身拿石头砸烂,砸成泥。我照做了,手抖得不成样子。她把砸烂的蛇肉和一小把黑乎乎的药粉和在一起,敷在亮亮的伤口周围,敷得很厚。
然后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三颗黑色的药丸,捏开亮亮的嘴,让他用米汤送下去。做完这些,她扶着墙站起来,脸已经有点肿了,嘴唇翻着,说话漏风。她说:带他去医院,路上别让腿垂着。
我说奶奶你也得去。
她摇头,说我不去,去了人家要问,麻烦。
我说你这是中毒了!
她说:我中过。我中的毒比你吃的盐多。说完就进屋了,把门从里面插上。
救护车来得比预想的快。顾长根抱着亮亮上车的时候,孩子已经不太喊疼了,只是昏昏沉沉的。我掏出手机给我爸打电话,又给在市人民医院急诊的一个同学打了电话,让他帮忙备抗蝮蛇毒血清。我在电话里说得很快,把时间、部位、蛇的样子全报了。同学说,行,你们直接过来,我留两支配额,别耽搁。
我也想跟车走,可我走不了。奶奶把门插上了。
我在门外站着,隔着门板听里面的动静。先是听见水声,她在漱口;后来是床板响了一下,像人倒下去;再后来是很长的安静。我敲门,我说奶奶你开开门,你要是不开我就把门砸了。
过了大概两分钟,门开了条缝。她扶着门框,脸肿得眼睛只剩一条缝,嘴唇乌紫。她指了指堂屋的八仙桌,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几味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鬼针草、甘草,后面跟着两个数字。
她说:拿去,镇上药房有。煎一大锅,凉了给他喝。
我说你先躺下。
她说:我躺下就起不来了。你去煎药,我在这儿坐着。
我就坐在她旁边煎药。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药味一下子漫出来,苦得呛人。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胸口起伏得很慢。我给她量了血压,低压六十多,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我现在就打120。
她说:砚啊,你要是打了,人家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抬走,把我这一屋子的罐子撬开,全砸了。那些蛇放出去,明年这片田里还得有人被咬。
我说那你就等着被咬死吗。
她睁开一条缝看我,笑了一下,笑得脸都变形了:死不了。蛇咬我,我得知道自己还剩几斤几两。
后来我才明白她那句话的意思。她让蛇咬自己,一半是为了让蛇把毒囊里的毒一次放干净蛇咬人,头一口最狠,之后越咬越空;毒放空了,蛇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取它、用它都不再伤人。另一半,是试毒。她要知道这条蛇有多毒,才敢定药的量。她说,蛇毒进了我的血,我就知道它有几斤几两。
我不知道这套道理在书上能不能找到依据。我在药企做检验,我知道蛇毒是蛋白质和多肽的混合物,知道抗蛇毒血清是怎么用马免疫出来的,也知道人被咬了要尽早打血清、要制动、要抬高患肢。我同样知道,她那一套在实验室里站不住脚。
可那天夜里,她确实缓过来了。凌晨三点多,她脸上的肿退了一点,能坐直喝下半碗粥。她吐了两回,都是黄水,吐完自己拿抹布擦地。她不让开灯,说省电。
亮亮那边,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腿上扎了带子,送医及时,只用了一支血清,肿消得比医生预料得快,没坏死,没截肢,就是留了个疤。顾长根在电话里哭,说这条命是玉兰姐给的。
我爸从镇上赶回来,进院就冲我发火,说你整天在旁边看着,怎么不拦着?我说爸,你去拦一个试试。他不说话了,蹲在屋檐下抽了半包烟。
第三天下午,他进屋去,跟奶奶关着门说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我问他奶奶说什么了,他摆摆手没讲。后来有一次过年喝酒,他喝多了才跟我说,那天奶奶跟他说了一句话:当年你在你哥后头出生,我就想,我这辈子得学点本事,不能再眼睁睁看着。
我在家待到最后一天。走之前,我偷偷拿了一支采血针。趁她睡午觉,我在她手背上取了小半管血,塞进随身的保温盒里,带回南京。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就是想知道个究竟。
回到公司,我托实验室的同事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了一下。结果出来那天,我在工位上坐了很久。她血清里的抗蝮蛇毒抗体滴度,比正常值高出十几倍。四十年,一次一次被咬,一次一次扛过去,她的身体真的一点点攒出了东西。这不算什么神迹,世界上养蛇的人里,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可放在我奶奶身上,我一时说不出话。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打给我妈王桂英的。我妈在电话那头说,你奶奶今天去镇上买菜了,还骂人家肉给得少。
第二年开春我又回去了一趟。她把东头那个大陶罐搬到了后墙根,罐子空了大半年。我问她蛇呢。她说放了。
我说放了?
她说:那条蛇咬过我,我欠它的。
她指了指院门外那片芦苇,说放到荡里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在剥蒜,头都没抬。
我在老家那几天,每天傍晚都陪她坐在院子里。她给我讲怎么认蛇,说看头,看斑,看尾巴怎么收;讲被咬了先别跑,跑起来毒走得快;讲哪些草是消肿的,哪些草是骗人的。我拿手机一条一条记下来。她看见我记,就笑,说记得住吗?我说记不住也得记。
她后来又补了一句:不过你要是真被咬了,第一件事还是打电话叫车。我愣了一下,说奶奶你这话说得像个明白人。她哼了一声,说:我糊涂了四十年,还能一直糊涂?
那天晚上的风从芦苇荡里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她坐在小板凳上,把袖子撸起来,露出手背上那些旧疤,一个一个指给我看,说这个是哪一年,那个是咬的谁家的蛇。她讲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我看着她,忽然发现她真的老了。手背上的皮松了,能捏起来一层。可她说起蛇的时候,眼睛还是亮的。
我现在在南京,每天还是跟试剂瓶打交道。抽屉里放着一张照片,是她坐在院子里那张矮板凳上的样子,蓝布褂子,手里一把空心菜。照片背面我写了一行字,写的是她说的那句话:怕它,就别惹它;惹了它,就得懂它。
有时候加班到很晚,我会想起那天下午的水泥地,想起那一片很快连成一片的血,想起蛇头掉在地上还在动的样子。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当时该拦住她。可我也知道,我拦不住。
她这一辈子,从没让人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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