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孙,叫孙立冬。二〇〇四年腊月,我在国道边上开修车铺,那年我十九,手上全是机油,脸上也是。
铺子是我爹留下的,三间砖房,门口电线杆子上挂着块歪木牌,写着“立冬补胎、打气、换链条”。字是我自己刷的,刷得跟狗啃的一样。
我们这地方叫桦树沟,其实不是沟,是黑龙江边上一个县城的城郊。国道从砖厂后头穿过去,往北是煤矿,往南是县里。冬天下午四点半就黑天,风从砖厂那几根大烟囱上刮下来,带着一股子烧土味。
砖厂九八年就黄了,机器卖了废铁,人走光了,只剩一座塌了半边的老窑和几间工棚。那地方没人去,除了收废品的王长顺。
王长顺是个老光棍,五十来岁,南边口音,说不清是安徽还是苏北的。他在废窑边上搭了个窝棚,住了五六年。见人就笑,牙是黄的,抽烟抽得两根手指焦黄。我妈有时候给他剩点菜,他就蹲我铺子门口吃,吃完把我院子扫一遍。
那年冬天的事,是从一桶柴油开始的。
腊月十七那天晚上,我在铺子里看一台十四寸的电视,外面下雪粒子,打在铁皮门上噼里啪啦的。快十一点半,我出去撒尿,就看见砖厂那边有火光,一闪一闪的。
我以为是谁家偷着烧垃圾,我们这儿冬天常有人这么干。我点了根烟,正要回屋,就看见废窑那边的土路上走过来一个人。
借着雪地反光,我看清是个女的,穿件红棉袄,手里提着一只白塑料桶。那桶我认得,装柴油的那种,二十升的。她提得很吃力,桶底在雪地上蹭,一路响。
我当时以为是砖厂看门老李的媳妇。等我眯眼再看,是赵广林家那口子,李秀芹。她在市场卖熟食,我天天去她摊上买猪头肉,认得那件红棉袄,也认得她走路的样子——右脚有点跛,是早年在砖厂被砖坯砸的。
她从我铺子门前过去,没往我这边看一眼。风把她的棉袄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破旗。
我抽完烟回屋了。那时候我心里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
大概过了二十来分钟,我听见外面有动静,又出去看了一眼。
这回她从窑那边回来了,是倒着走的,两只手在雪地上拖着什么东西,拖出一道很宽的印子。她走几步,停下来喘一口气,再走几步。雪地上那道印子,我当时就想,像是拖着一床卷起来的棉被。
她拖着那东西往窑里去了。我没看清是什么,也没喊。那年头我们这儿的人都不爱管闲事,尤其冬天,谁家门口有动静都懒得开门。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我还没开门,就听见砖厂那边有人喊。
喊的是看门的老李,声音都劈了。我披着棉袄跑过去,看见窑洞口围了几个人,黑烟还没散尽,一股子说不出的味儿——不是烧柴,也不是烧塑料,是那种甜腥的、油乎乎的味儿,钻鼻子。
我没敢往里看。后来听说是烧死个人。
第三天,警察就来了。
我姓周,叫周振海。那年四十六,是县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干了二十二年刑警。
腊月十八早上我赶到现场的时候,雪还在下。废窑是五十年代的老家伙,窑洞口子塌了一半,人得猫着腰进去。
尸体在窑膛最里头,趴着,已经炭化了。身上裹着的东西全烧成了壳,一碰就掉渣。
在尸体身下压着一个黑皮钱包,皮层烧焦了,但没烧透。钱包里有一张身份证,塑料封皮熔了,字还能认:赵广林,男,一九七〇年生,本县砖厂街。
还有七十三块钱,两张皱巴巴的票子。
我第一眼就看见了窑洞口那个烧化的塑料桶底,白颜色的,还剩半圈。柴油桶。
我当时蹲在窑洞口,抽了根烟。风把烟灰吹得满地跑。我心里有个东西一直硌着,硌了三年。
吴法医的勘验记录上写着:死者颅骨后枕部见类圆形凹陷性骨折,周边有放射状裂纹,疑为钝性外力所致,亦不排除焚烧过程中窑顶砖块塌落砸伤。
我问他:“老吴,是砸的还是打的?”
他说:“老周,烧成这样了,我不敢说死。要我说,塌砖砸的伤没这么规整。”
我又问:“那到底是啥?”
他说:“我得写‘亦不排除’。”
我们这行有句话,叫“亦不排除”。这四个字,能装下很多东西,也能埋掉很多东西。
下午家属来了。
李秀芹,三十二岁,赵广林媳妇,在农贸市场卖熟食。她一来就哭,扑在窑洞口,被我们的人拉住。
我让她认东西。她看了一眼那个黑皮钱包,腿就软了。
“这是我们家的,”她说,“这钱包是我给他买的,赶集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十二块。”
我又让她看那件没烧完的军大衣残片。她点头,说那也是她男人的,八几年部队上发的,绿色的,领子上还缝过一块蓝布。
我问她:“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她抹着眼泪说:“他左手上有个疤,小时候铡草铡的。”
我说:“烧成这样,看不清了。”
她说:“那就是他。他不回家,我就知道出事了。他这两天有点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他说要出去躲几天。”
“躲什么?”
她停了一下,说:“他欠人钱。”
我们查了。赵广林,三十四岁,砖厂货车司机,砖厂黄了以后跑运输,好赌,在街里马三的棋牌室推牌九,欠了三万七。
三万七,二〇〇四年,够在县城买半套房。
案子就这么往“赌债纠纷、报复杀人”上走了。腊月里案子多,偷鸡摸狗的、抢年货的,忙得脚不沾地。
但我心里那口气没顺。
一是窑洞口的柴油桶。烧火取暖用不着柴油,柴油烧得旺、烟小,是毁尸用的。
二是窑洞口外面的雪地上有扫帚扫过的痕。扫得很急,一道一道的,把脚印盖住了。谁大半夜扫雪?
三是时间。李秀芹说赵广林十七号晚上没回家。可我们问了一圈,那天晚上有人看见赵广林在街里喝酒,喝到九点多,走了。
我找李秀芹谈了一次。她坐在椅子上,两只手绞在一起,指甲缝里还有熟食摊上的油光。
我问:“你十七号晚上在哪?”
“在家,看孩子睡觉。”
“没出去?”
“没有。”
“你男人那件红棉袄呢?”
她愣了一下,说:“什么红棉袄?”
“你自己那件红的。”
“在柜里。怎么了?”
我说没事。
我当时就是觉得她说话太顺了。一般家属被我们问,要么哭,要么急,要么脑子是木的。她不是。她每一句都像提前想好了。
可我没有证据。
一个月后,案子结了。定性:因赌债纠纷引发的杀人纵火案,凶手不明,另案侦查。
李秀芹来签的字,她签完字,还问了一句:“那他啥时候能销户?”
我说:“你急啥?”
她说:“孩子的补助,还有他那份保险。”
我们县那年推农村合作医疗,一年交十块钱。她这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
二〇〇四年四月,赵广林的户口注销了。注销原因那一栏,写着三个字:已死亡。
我把整本卷宗的复印件留了一份,塞在我家书柜最底下。
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四一七案,存疑。
我姓赵,叫赵广林。
那年我三十四,我不该死。
腊月十七那天,我兜里只剩二十块钱,马三的人堵了我三回。我不敢回家,我媳妇天天跟我吵,说我再赌就把我手剁了。
我买了瓶散白,两块五一瓶的那种,又买了两根火腿肠,去了废窑。
王长顺在窝棚里,我叫他一起喝。他高兴得不行,说好几天没沾着酒了。
我们俩就蹲在窑膛里,生了一小堆火,就着火腿肠喝。他喝得快,我喝得慢,后来他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打呼的声音在窑里嗡嗡的。
我喝到十点多,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我把军大衣脱下来给他盖上——窑里冷,他就穿一件破棉袄。我说:“长顺,你睡这儿吧,我先回去。”
我从窑后头那条小路走的,怕我媳妇闻见我一身酒味。
我走到自家院墙外头,看见屋里灯还亮着。我媳妇在等我。我一想到她那眼神,腿就软了。
我没敢进屋,在柴垛后头蹲着,蹲着蹲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我媳妇开门的动静弄醒。我从柴垛后头出来,从后院进屋,装作刚从茅房回来。
我进屋的时候,我媳妇正背对着我在灶台前站着。她穿着那件红棉袄,头发没梳。
她回头看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
她眼睛瞪得溜圆,脸白得跟墙一样,手里那只碗掉在地上,摔成了四瓣。
我说:“咋了?”
她张了张嘴,说:“你……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说:“我一直在啊。”
她蹲下去捡碗碴子,手抖得捡不起来。
半个钟头以后,我听见砖厂那边有人喊。
我没敢去看。
中午街上就传遍了:废窑里烧死个人,还留了钱包,是砖厂街赵广林。
我腿一软,坐在了门槛上。
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长顺。那是我。那是长顺穿着我的大衣!
第二个念头是:我要完了。
我欠着三万七的赌债,我跟长顺一块儿喝的酒,是我把他一个人扔在窑里的。我要是去派出所说“那不是我,那是王长顺”,谁信?
他们只会说:赵广林杀人,烧了尸,弄张自己的身份证放里头,装死跑路。
这个事我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蹲在地上,抱着头,半天没说话。然后她抬起头,说了一句:“走吧。”
“啥?”
“你走。”她说,“这案子他们要是查到你头上,你就完了。你走了,他们找不到你,过一阵子就拉倒了。”
我说:“那长顺呢?”
她说:“长顺没家没口,谁管他?”
我那天夜里就上了去哈尔滨的长途车,再倒车去了山东烟台。
我这三年,在工地上搬砖、扛钢筋、卸水泥,睡工棚。工头问我要身份证,我说丢了,一直没补。我用我表弟的名字“赵林”。
我不敢往家打电话。过年的时候,我看着工地上别的东北老乡给家里打电话,我就蹲在外头抽烟,抽到手指头冻僵。
我以为我媳妇在县里替我把事扛着。
我不知道,在县里,我已经是个死人。
我不知道,我媳妇给我上坟上了三年。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六号,我在烟台的工地上接到我妹的电话。我妹是通过一个老乡打听到我电话的。
她说:“哥,妈脑血栓,住县医院了,医生说……你回来看看吧。”
我在工棚里坐了一宿。
第二天我买了张火车票。我想,三年了,赌债的事大概也过去了。马三那人,就是图钱,我不还他能把我咋地?
我这个人,一辈子脑子慢。
我姓周,叫周振海。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八号上午九点四十,我正在队里看一份盗窃案的笔录,派出所打来电话。
小民警的声音在电话里都变调了:“周队,你赶紧来一趟,我们这儿……来了个活人。”
我说:“什么活人死人的。”
“赵广林。”
我说:“赵广林死了三年了。”
“他活着。”小民警说,“他在窗口办身份证。”
我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人正坐在长条椅上,一身灰扑扑的夹克,头发剃得很短,脸黑,瘦得颧骨高高的。
我站在门口看了他十几秒。
他抬头看见我,眼神躲了一下,随即站起来,很拘谨地说:“同志,他们说我的户口没了。”
我说:“你叫赵广林?”
“是。”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生的?”
“是。”
“你妈叫刘桂兰?”
“是。”
我说:“坐下。”
我们查了户籍。他说的信息全对,他妹妹的信息全对,他家的门牌号全对。他手上有一道疤,铡草铡的,在左手掌外侧,跟李秀芹当年说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站在派出所院子里,天上下着小雨。我掏出一根烟,点了三次才点着。
三年了。我书柜底下压着的那本卷宗,我每年冬天都翻一遍。
我让人把赵广林带回队里,做了一份很长的笔录。
他讲了三个钟头。从腊月十七那瓶散白讲起,一直讲到烟台的工棚。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你媳妇认了尸?”
他愣住了:“啥?”
“二〇〇四年一月,你媳妇李秀芹在殡仪馆认了尸,说那就是你。你的户口二〇〇四年四月注销了。”
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后来他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开始抖。
我等他抖完,说:“赵广林,那具尸首是谁?”
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是长顺。王长顺。”
“你怎么知道?”
“那件大衣是我的。”他说,“我给他盖上的。”
案子重开。我把那本压了三年的复印件从书柜底下翻出来,纸都发黄了。
第一件事,送检。
二〇〇四年的时候,我们县局连台像样的DNA设备都没有,检材得送市里,市里再送省厅,一来一回两个月,还得看人家有没有空。那年腊月,谁愿意等两个月?
二〇〇七年不一样了。公安部打拐DNA数据库全国联网,省厅的实验室一年能跑几千份。
我从当年封存的物证里取出两样东西:一片死者的肋骨,还有一件烧剩下的内衣残片。
九月底,检察院批了开棺。我们去了城郊的公墓,把那个无名骨灰盒挖出来——当年李秀芹没领骨灰,是县里出的钱火化,骨灰一直存在殡仪馆的架子最上头。
开棺那天我去了。
骨灰盒是那种最便宜的,三合板的,外头包着一层黑布,布都烂了。
我蹲在那儿,看着那个盒子,心里想:兄弟,三年了,今天给你找回个名。
第二件事,找王长顺。
我们查了全县的暂住人口,没登记。那年头收废品的黑户,谁会登记?
我又跑了一趟废窑。窑二〇〇六年就推平了,县里搞开发,盖了一片门市房。窝棚早没了。
我在工地上站了半天,看着推土机碾过的黄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是省厅那边给的信儿。
十一月六号,省厅刑技处打来电话:送检肋骨的DNA,与江苏南通警方二〇〇三年录入数据库的一份前科人员血样,符合单亲亲缘关系。
那个人姓王,叫王长富,二〇〇三年因为盗窃被判了两年,采了血。
我当天就飞了南通。
王长富在通州一个镇上开三轮车拉货,四十来岁。我把照片给他看——那是我们从王长顺窝棚的废墟里翻出来的一张一寸黑白照,边角都卷了。
王长富看了三秒钟,眼泪就下来了。
他说:“这是我哥。他叫王长顺,九九年出去打工,再没回来过。我们家找了他八年。”
“他脑子有点慢,”王长富说,“人家骗他,他就信。我妈临死前还念叨他。”
我从南通回来的火车上,一直看着窗外。河北、天津、辽宁,一片一片的地。
我心里那个疙瘩,硌了三年,终于开了个口。
第三件事,找人。
我又去了孙立冬的修车铺。
铺子还在,木牌子换成了铁皮的,红漆字。孙立冬二十三了,胖了点,还是那一手机油。
我一进门,他就认出了我。
我说:“立冬,二〇〇四年腊月十七那天晚上,你到底看见了啥?这回你得跟我说实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周叔,”他说,“我等你们来问,等了三年。”
他把那晚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红棉袄。白塑料桶。二十来分钟。倒着走。拖着一床“卷起来的棉被”。那道很宽的雪印子。
“还有一件事,”他说,“第二天早上,她来我这儿打气。”
“谁?”
“李秀芹。她推着自行车来的,说车胎没气。我给她打气的时候,看见她棉袄左边袖子,靠近袖口那儿,烧了个窟窿,有鸡蛋那么大,边上都焦了。”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昨晚烧炉子,火星子崩的。”
我把烟抽完了,手在抖。
“周叔,”孙立冬问我,“她杀的是谁啊?”
我说:“她以为她杀的是她男人。”
十一月九号,我们把李秀芹带走了。
她那年三十五,熟食摊不干了,在街上开了个小卖部。
带走她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慌。她把卷帘门拉下来,锁好,把钥匙交给隔壁卖菜的老太太,说:“大姐,帮我看一下午。”
到了队里,她坐下来,两只手还是绞在一起。这个动作,三年了,一点没变。
我问她:“李秀芹,二〇〇四年腊月十七晚上十一点半,你在废窑里干了什么?”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你们终于来了。”
她供了。供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跟他过了十一年。”她说,“他赌,赌输了就喝酒,喝了酒就打我。九九年我报过一次警,派出所来人把他带走了,第二天就放回来了。回来打得更狠。”
“二〇〇二年他把我肋骨打断两根,我在县医院躺了半个月,跟大夫说是从梯子上摔的。”
“我想过离婚,他不离。他说,我要是敢走,他就把我娘家的房子烧了。”
“十七号晚上,他出去了。我知道他又去窑里喝酒。我等了一个钟头,他没回来。我就去找他。”
“我走到砖厂后头,看见窑里有火光。我趴在窑洞口往里看,看见一个人躺在那儿,穿着他那件军大衣。”
“地上还扔着两个酒瓶子,一根火腿肠的皮。”
“我以为是他。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风把我的脸吹得生疼。我心里就想了一件事:这个人要是不在了,我就清净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我回家拿了个桶,从拖拉机油箱里接了柴油。我又去了窑里。”
“我拿了块砖。”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砸了三下。第一下砸下去,他动了一下。我吓坏了,我又砸了两下。”
“然后我把柴油泼上去,点了火。”
“火烧起来的时候,窑里亮得跟白天一样。我站在外头看着,一点都不怕。”
“我扫了雪,把脚印盖住,回家了。”
我问她:“你回家以后,看见你男人在柴垛后头睡觉,是什么感觉?”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头第一次有了东西。
“我第二天早上看见他的时候,我以为我见鬼了。”
“我端着的碗一下就掉了。”
“他问我咋了,我说没事,手滑。”
“那天上午,砖厂那边喊起来,说烧死个人,还留着他的钱包。我坐在灶台前,笑了一声。”
“我心里想,这是老天爷帮我。”
“我去认了尸。我哭,我哭得比谁都真。我指着他那件军大衣,指着他那个黑皮钱包,说那就是我男人。”
“没人怀疑我。”
“我给他办了销户,我还问警察他啥时候能销户——我当时就想着,户口一销,这世上就没赵广林这个人了。”
我问她:“这三年,你晚上睡得着吗?”
她说:“睡得着。我给他上坟,一年三回,一回没落下。清明、七月十五、年三十。”
“我每次去,都给他烧纸,跟他说,你在那边好好的,别再赌了。”
审讯室的暖气片咣咣地响。
我坐在那儿,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
赵广林那天就在隔壁屋。隔着那道薄墙,他什么都听见了。
后来小民警跟我说,他从椅子上滑下去,蹲在地上,抱着头哭。哭了很长时间,一句话没说。
二〇〇八年三月,县法院开庭。
李秀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她杀的是王长顺,但她心里要杀的是赵广林。法律上,这叫对象错误,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成立。
辩护律师提了长期家暴、被害人过错,法院采纳了一部分。
马三那个棋牌室,二〇〇七年冬天被端了,聚众赌博、非法拘禁,判了六年。
王长顺的骨灰,是二〇〇八年四月由县民政出的钱,安在了城郊公墓,第一排,第十七个。
碑是我找人刻的,上面写着:王长顺之墓。下面是生卒年,生年不知道,空着。卒年写的二〇〇四年一月。
立碑人那一栏,刻了三个字:赵广林。
赵广林的户口恢复了。他拿着新户口本,在派出所门口站了很久。
他现在在县里跑货运,还是开货车,就是不怎么喝酒了。
我后来问过他一次:“你恨她吗?”
他蹲在车斗边上抽了根烟,说:“周队长,我这三年在外头,最难的时候想的是啥你知道吗?我想回家。”
“我以为她在家等我。”
“结果她给我上了三年坟。”
他把烟头摁灭在车斗沿上。
“我不恨她。我恨我自己。那天晚上我要是不把长顺一个人扔在窑里,啥事都没有。”
我姓孙,叫孙立冬。
二〇〇八年清明,我在公墓碰见了赵广林。他在给王长顺上坟,摆了一瓶酒,两根火腿肠,蹲在那儿,一根一根地剥。
我站在后头看了会儿,过去递了根烟。
他接了,说:“立冬,那年要不是你看着,这案子这辈子都翻不了。”
我说:“我那时候要是喊一嗓子就好了。”
他说:“喊了也没用。她该烧还是烧。”
我们俩就那么蹲着,谁也没说话。
风从公墓那边刮过来,跟二〇〇四年那个雪夜的风一样。
我现在修车铺还开着。每年冬天,只要下雪粒子,只要风把铁皮门打得噼啪响,我就会出去看一眼国道那头。
砖厂那几根烟囱,二〇〇九年也拆了。现在那儿是一片门市房,晚上亮着灯,卖麻辣烫的、卖手机贴膜的。
没人知道那片地底下,二十多年前烧过一个人。
也没人知道,那个被烧死的人,跟那个“死而复生”的人,是同一天晚上,在同一个窑里,喝的一瓶散白。
这事我记一辈子。
我这辈子就见过一次死人,不是在那口窑里,是在三年后,赵广林站在派出所门口,拿着刚补办回来的户口本,抬头看天。
他那天没哭。
他就是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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