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的宿舍楼道里,隔壁寝室的阿凯已经把打包好的纸箱堆到了门口。他签的是一家外企,深圳的,做快消。走之前他把一大堆没拆封的复习资料塞给我,全是行测和申论的真题册,崭新的,连名字都没写。
“留着吧,万一哪天用得上。”他说。
我抱着那摞书站在楼道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涌进来,照得那些封面上的“公务员录用考试专用教材”几个字格外刺眼。
阿凯其实准备了半年的国考,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就每天泡在图书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放弃了。他说他面试了一家外企,待遇不错,周三面试周五就给了offer。
他妈在电话里骂了他一个多小时,说他不务正业,放着铁饭碗不要,非要去伺候资本家。他挂了电话就把国考报名了,又退了费,然后在宿舍群发了一句:“兄弟们,我去深圳了。”
那时候我大四刚结束,考研失败,调剂无望,手握着一份哲学系学士学位,站在宿舍楼的走廊里,觉得自己像一颗被卡在烟囱里的球。
我学的是哲学。这个专业在招聘软件上搜“对口”,搜出来的结果永远是空白。爸妈在电话里说:“考公吧,一劳永逸。”
我翻开阿凯留下的那本行测真题册,做了十五分钟,正确率大概在四成。资料分析我算到第二题就放弃了,那种感觉像蒙着眼睛在一个巨大的旷野里走路,四下全是风吹草动,没有一棵树能靠。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变成一天一次,每次都是同一句话:“报名了吗?”我说在选岗位。她说有什么好选的,报个家附近的,离家近。
我开始认真研究家乡那个地级市的公务员招考岗位表。哲学专业,能报的岗位确实比我想象中多一点,但大多是基层司法所、老干部局、史志办。我搜了一个“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岗位,招一个人,报考人数在一百六十多。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考公这件事,不是你努力就够了。它考验的是你的专业对不对得上,你的应届生身份还在不在,你的考试能力扛不扛得住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概率。
甚至还要看你家里有没有人指点你报一个竞争小的岗位,有没有人替你分析往年的进面分数线。
我家没有。我妈永远是那句:“你只管考就是了,考不上再说。”
可“再说”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人告诉我。
后来我开始在招聘软件上投简历。那段时间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投递机器,从八月底投到十月,投了两百多份,收到的回复屈指可数。
大部分是标着“销售”两个字的岗位,还有几个保险公司的“管理培训生”。我甚至投了一家殡葬服务公司,HR打电话过来问我能不能接受夜班值班,我说能,然后他让我等通知,一直等到今天都没等来。
我和考公的室友李越经常晚上在阳台聊天。他在刷题,我在改简历。他说他现在每天都在做资料分析和逻辑判断,睡梦里都在数现期量和基期量。
我问他觉得值吗,他过了很久才说:“不知道值不值,但总得给自己找个方向吧。”
可我又想起阿凯走之前的那顿饭。他跟我说,外企现在都在缩编,他签的offer写着是三年合同,但他知道像他这种可替代性极强的岗位,今年可能是第一年,也很可能是最后一年。
我说那你还去。他倒了两杯啤酒,一杯推给我:“至少我知道那是我想尝试的生活,你不试,永远不知道合不合适。”
但我没法每条路都试一遍。我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条件。考公要脱产复习,备考要花至少小半年;去外企要英语流利,我在大二考的那回六级刚过线,口语面试说不利索完整句子;私企的岗位倒是什么都收,但报酬和稳定性谁都心里有数,文科生进去大多数时候干着和学历毫无关系的活。
我曾经算过一笔账,假如我把每一条路都走一遍,一年试一条,试完大概三十岁了。
三十岁。那时候我妈可能已经不再问我工作的事情,改成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
十月下旬我收到了一家本地国企的面试通知,行政岗,月薪四千五百块,双休,五险一金。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你学哲学的,来我们公司做行政,不觉得浪费吗?”
说实话,那一瞬间我被问住了。他以为我在犹豫,其实我只是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才能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像走投无路。
但现实就是走投无路。
那个岗位最后招了一个汉语言文学的女生,她有两年学生会办公室经验,简历上写了会写公文。我的简历上只有一栏“校园经历”,写着“参加过辩论队”,后面括号里还写了一句话,“获得校级最佳辩手”。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把它删了。
十一月的时候我开始同步准备考研二战。我一边背英语单词,一边修改简历,一边刷着公务员的岗位表。我的生活被拆成三块时间,像一块切得歪歪扭扭的披萨,哪一块都不够填饱肚子。
我没有告诉爸妈我在同时准备三件事,他们以为我在专心考公,每次打电话都叮嘱我别分心。我表哥在老家县城当公务员,是我妈的骄傲,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被拎出来说一遍。我妈在电话里最后总是那句:“你别像你表哥,你要比他强。”
我没告诉她的是,我现在的目标已经变成:先让自己活成一个有收入的人。
十二月初,我收到了一家做教育咨询的私企的实习offer,工资每天一百块,做内容编辑。实习期从十二月到次年二月,如果表现好,可以直接转正。我在微信上问我妈:“我要不要去?”
她回得很快:“不去。专心考公。”
我盯着那条语音消息,在宿舍的椅子上坐了很久。窗外的风从阳台门缝里灌进来,我的台灯照着摊在桌上的三份材料:一份行测真题册,一份六级词汇书,和一份打印出来的实习offer邮件。
我最后把offer邮件回了过去,邮件正文就一句话:“抱歉,有别的安排,无法到岗。”
发出那封邮件的那天晚上,我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什么是适合我的生活?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知道,它必须是我自己试出来的,而不是别人替我决定的。哪怕试错了,至少试过了,我才能明确下一个方向。
在外企缩编的时候,如果我不去投,我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在考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如果我不认认真真去走一遍,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能挤过去的人。
我不可能每条路都体验一遍,但我可以同时在几条路上走一小段,走着走着,模糊的方向会慢慢变得清晰一点。
现在我已经研究生二年级了,没有再纠结“天坑专业是不是注定没出路”这个问题。实习过两段,一段在外企,一段在媒体。考公的念头还在,但我把它放在了更靠后的位置。
我开始相信,职业规划这件事,重要的不是找到一个最优解——因为没人能保证一个方案在十年后还是最优的——而是在不断试错中找到自己愿意扛住的方向,然后朝它走过去。
阿凯当时跟我说那句话之前,接了个电话。他低声讲了几句,挂了之后才跟我说:“我妈同意了,让我先去干两年试试。”他把那杯啤酒喝完,又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得的话:“路是走着走着才有的,不是坐在原地想出来的。”
我当时觉得这话挺鸡汤的。现在想想,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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