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历尽艰辛后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完成会师。此时四方面军的处境很尴尬,百丈关惨痛失利后,南下之路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下一步该往哪走,其高层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还是不想北上,他在长征中曾武力胁迫中央、公然宣布“另立”等等,担心抵达陕北后自己会被严厉处罚。于是,甘孜会师后他准备将二、六军团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以此来跟红一方面军“讨价还价”。
在欢迎会上,老张本来准备大放厥词误导二、六军团的同志,贺老总在一旁半开玩笑地说:“国焘啊,分裂的话就不要讲了,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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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前,老张是被贺老总拿枪指过的,明白贺老总说得出做得到,就不敢公开妄图,只能私下里搞小动作、进行秘密拉拢。
二军团军团长态度强硬,老张便将精力放在六军团身上,尤其是对军团长萧克。不断派人去游说,扯些北上如何错误南下如何正确的话语,并赠送实际好处,给了马匹枪支及大量补给物资。
双重攻势下,萧克竟真的被其迷惑,发了些牢骚,后来还接受了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的职务。
这令人大跌眼镜,要知道萧克是湘南起义出身的老井岗,在中央苏区战斗数年后才转到湘赣苏区,任务也是拱卫中央。他如此亲密的关系,为何要走出这样的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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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明白萧克的选择,首先还得从两封电报说起。1936年3月,二、六军团进至宣威、盘县间休整,23日收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来电:“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
电报中还表示:“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草地分兵时,老张仗着兵强马壮不断要官要权,中央出于团结,将总政委职务让给了他。
二、六军团已经跟中央断开联络许久,此时尚不清楚分裂事宜,原本他们是准备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收到电报立即开会研究。3月29日即向总部致电询问:
“要我们北进,是从战略上考虑必须渡江会师北进,还是怕一、四方面军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陷于孤立,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困难而要我们北上?”
3月30日,红军总部再次来电,还是说最好北渡金沙江会合,如条件困难也可以在滇黔广大地区活动。电报的最后说:“究应如何请按实情决定,不可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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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贺老总、萧克等人在盘县认真商议,得出的结果是应执行总部的指示,很快便启程北上。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的红32军会合。
红32军即原红九军团,军政首长罗炳辉、何长工都是萧克的老熟人,旧友重逢,双方的话就有很多话要说。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红32军来的人逐渐把话题往中央苏区引,说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才创立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但因为“左”倾的瞎指挥,导致根据地丢了,红一方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
萧克听后想起了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的情况,也是因为“左”倾领导要堡垒对堡垒,使得苏区有生力量几乎拼光,不得不“搬家”式西征。他心情沉重,也跟着发了些牢骚。
悲观情绪是会传染的,大家越说越激动,最终都表达出怨愤情绪,认为这些博古、李德等人对革命不负责任,从消极方面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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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这样一闹,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都有责任;说一、四方面军会师决定北上,但左路军因水大过不了河才南下的;说中央认为在藏回地区不能建立根据地并非事实等等。
这些都是片面之词,所谓的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知,是因为老张的那封“草地密电”后,再不走就都得被控制;所谓的水大过不了河,朱老总还专门派人去噶曲河看过,水最深处也不过到马肚子,没什么危险;至于藏回地区,本就贫瘠,怎么养得起那么多军队。
萧克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倒也没多说什么。但是老张随后派人送来他们印制的《干部必读》,萧克同意下发。好在任弼时、贺老总、王震等人坚决反对,册子才没发下去。王震在回忆录里讲述了相关经过: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央委员。张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闻天)、博。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同关向应的意见是一致的。任很守纪律,他知道张国焘的底细,知道这次是搞宗派活动。后来贺、萧、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萧克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执行就行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定,二、六军团就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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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总眼看这位老部下要犯错误,于6月22日跑到了甘孜附近的蒲玉隆,跟萧克进行了促膝长谈,这才让萧克了解到遵义会议乃至草地分兵之后的原本经过。他迅速醒悟,没有再做错事,后来在岷州、洮州开会时,他就跟着朱老总一起,坚决支持北上。
对于这段往事,萧克自己也有反思,回忆录里说:
“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
有时候,政治嗅觉不敏感,也是很麻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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