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今年三十五岁,在城东一家建材公司做仓储主管。名字听着挺沉静,人其实一点都不沉静,每天在三千多平的仓库里走来走去,夏天铁皮顶晒得能煎鸡蛋,冬天风从卷帘门底下往里钻。我一天走两万多步,鞋后跟磨得歪歪的,左脚那只磨得更狠。
两年前离的婚。房子归了前妻,我搬到城东老小区,租了个六十多平的两居室。一间自己睡,另一间堆纸箱、旧电扇,还有一台早就跑不动的跑步机。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说你也该找个人了。我说行行行,挂了电话接着泡面。
我这脚是真不行。常年站库房、搬货,脚底板像垫了两块砖,晚上脱了鞋,那股酸胀能顺小腿往上爬,爬到膝盖才停。同事老马看我走路一瘸一拐,说城西有家“静和堂”,正规店,泡脚加按摩一百六十八,你去试试,别硬扛。
第一次去是去年十月。店里灯光暖黄,一股艾草味。我躺在那儿,被一个四十来岁的师傅按得龇牙咧嘴,出门时倒是真松快了不少。第二次去,前台说原来的师傅排满了,给我换了个女技师。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二十九岁,扎着低马尾,穿店里的深蓝色工装,袖子挽到小臂,人不算惊艳,但干干净净,眼睛很亮。她工牌上写着“29号 林小满”。
“哥,第一次点我?力度不合适你说。”她声音不高,说话不拖沓。
我说随便按,别把我按废就行。她笑了一下,说我这脚一看就是站着干活的,足弓塌了,让我以后别穿板鞋。
那一个钟九十分钟。她的手上有茧,虎口那块硬硬的,按到脚心某个位置时我整条腿都弹了一下。她说:“这儿堵着呢,忍着点。”
从那天起我每周去一次,固定点29号。去的次数多了,话也就多了。她说她湖南人,来这座城市六年,先在电子厂上过班,后来学了手法,在这家店做了三年多。她问我做什么的,我说管仓库的,她“哦”了一声,说怪不得你这脚。
十一月中,下了场雨。我做完出来,看见她站在店门口的屋檐下,抱着胳膊等雨停。我说我车在对面,送你一段。她犹豫了一下,上了车。
她住城西那片城中村,巷子窄,车开不进去,我停在路口。她下车时回头说了句谢谢哥,然后踩着水洼往里走,背影挺瘦的,工装裤脚湿了一截。那天晚上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走。
后来她给我带过两次东西。一次是她自己腌的萝卜,用玻璃罐装着;一次是姜茶,说看我总咳嗽。我给她带过一回橘子,一箱二十斤,她推了半天才收下。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她给我发消息,说店里出了点事,她被投诉了,其实不是她的错,主管老周也和了稀泥。她说她挺累的。我说,要不你搬过来住吧,我这房子空着一间,你省点房租,我也省得天天吃外卖。
发出去我就后悔了,觉得太唐突。
她过了快二十分钟才回,就一个字:好。
搬来那天是个周末。我以为她东西不少,结果她就一个二十四寸的行李箱,两个编织袋,一个装被子的真空压缩包。我说就这些?她说就这些。
她搬进来的头两天,日子过得挺像样。她做饭好吃,一个青椒炒肉能炒出锅气,厨房被她收拾得比我住两年都干净。我下班回来有热饭,碗筷摆好,她坐在对面慢慢吃,偶尔抬头问我咸不咸。
但我慢慢发现几件不对劲的事。
她的手机永远扣着放,来电话了也不接,等对方挂了她再回过去,人跑到阳台上,声音压得很低。有一次半夜两点,我起来喝水,看见阳台上有个人影,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她的脸。
她每个月十号必请假,说是回老家一趟。可她从来不提老家有什么人,我问过一次,她说不就爸妈嘛,早没了。
再就是她手腕内侧有一道旧疤,浅浅的,像很多年前留下的。还有她吃饭总吃得很少,剩下的菜她都打进饭盒,说带去店里当宵夜。
还有那间次卧。搬来第二天她问我,那间堆东西的屋子能不能借她用,她带了些老家的杂物,怕乱着我的地方。我说随便用。她当天就把门关上了,还从里面锁了。
我当时心里有点别扭,但没说什么。都是成年人,谁没点自己的事。
同居第三天,是周三。
本来我值晚班,下午三点多,仓库那边说三号库漏水,卷帘门上的排水管堵了。我跟班长说了一声,提前回了家。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听见屋里有声音。
不是电视。是小孩的声音,咯咯咯的,很轻,还有人在低声说话。
我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手上,愣了两秒。然后我推开了门。
客厅没人。声音是从次卧传出来的。
我走过去,那扇门居然没锁,虚掩着一条缝。
我把门推开。
眼前的情形让我整个人定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折叠床上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小熊睡衣,正抱着一个布娃娃。床边上放着一只轮椅,轮椅上坐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嘴角有点歪,一条胳膊耷拉在轮椅扶手上。林小满蹲在地上削苹果,削到一半,手里的苹果“啪”地掉在地上,滚到床脚。
她抬起头看我,脸刷地白了,嘴唇动了两下,一个字都没出来。
小女孩先开的口:“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呀?”
我没说话。我看了一眼屋里,靠墙摆着两个行李箱,是我没见过的;一个塑料袋里装着尿不湿和几盒药;折叠床边搭着一条湿毛巾,地上还有个小便盆。
我转身就往外走。
我记得我听见她在后面喊我:“陈默,陈默你听我说——”我没回头。我下楼梯的时候腿是软的,一口气走到小区花坛边,坐在那儿,掏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我抽了大半包。
我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个词:骗。
我不是不能接受别人有孩子。我是不能接受——我把人接进门,三天了,我连她有个女儿都不知道。我像个傻子一样,晚上还在想下个月要不要带她去买件羽绒服。
我坐在那儿,天一点点暗下去。小区里有人遛狗,有人拎着菜回来,楼道的感应灯一层一层地亮。我想起很多细节。
想起她吃一半的饭打进饭盒,我以为她节俭,原来不是——是给谁留的。
想起她包里那盒小儿退烧药,我瞄到过一眼,当时以为她自己吃的。
想起她十号请假,说回老家。她哪有家可回。
想起头天晚上我在客厅看电视,她在阳台打电话,回来时眼睛红红的,我问怎么了,她说风大,吹的。
我坐在花坛边,心口那股火一点点灭了,剩下的东西说不上来,反正不好受。
七点多,我上了楼。
门没关严,一推就开。她站在玄关那儿,看样子站了很久,脚都麻了。眼睛肿得像熬了夜,看见我,整个人抖了一下。
“对不起。”她第一句话是这三个字。
我说:“进来说。”
那天晚上我们在客厅坐到快十二点。她说得很慢,中间停了好几次。
她妈三年前中风,右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清。她爸走得早,家里没别人。她那个男人——她没结婚,孩子两岁时那人就没了影子,微信删了,电话换了,连句交代都没有。
“我本来在城中村租的一楼,带个小院,我妈能推着轮椅出去晒晒太阳。”她说,“上个月房东说房子要拆,他儿子要盖楼,让我月底前搬走。我找了半个月,一楼带电梯的租不起,租得起的都在六楼,我背不动我妈。”
她说到这儿,声音有点抖。
“搬过来那天,我妈和朵朵先在我同事阿芳那儿挤着。阿芳家住得也小,她老公前天出差回来,实在挤不下了,我只好昨天夜里把她们接过来。”
“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都白了。
“我怕。”她说,“我怕你知道了,就让我走。”
“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愿意带着我妈和孩子过的。”她抬眼看我,眼睛红得厉害,“我二十九了,我早就知道这世上没那么多好人。陈默,我不是想骗你,我是想……等我把房子找着,我就搬。就这几天。”
我没说话。
她突然站起来,说我去收拾东西,我明天就搬。我说你坐下。她没坐,就那么站着。
我说:“你妈叫什么?”
她愣了。“张……张秀兰。”
“朵朵几岁?”
“五岁半,明年上大班。”
“她爸那边真的一点都不管?”
“一分钱没给过。”
我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
“次卧那张折叠床,睡一晚上能把腰睡坏。”我说,“明天我去买个护理床,二手的也行。你妈夜里起夜怎么办?你一个人抬得动?”
她站在那儿,眼泪掉下来,一滴一滴砸在地板上,人没出声。
我说:“碗还没洗吧?我饿了。”
那晚她煮了面,卧了两个蛋。我们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在客厅那盏坏了一格的灯底下,安安静静吃完了。
朵朵吃完了才敢看我,小声问:“叔叔,你也住这里吗?”
我说:“嗯,我住这。以后你叫我陈叔。”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旧货市场拉了张护理床回来,一千二,八成新。又把次卧里的纸箱和跑步机全搬到楼道口,叫了收废品的。老马在电话里骂我:“你囤了两年舍不得扔,现在说扔就扔?”我说有人要用。
下午我把护理床装好,铺上新买的褥子。她妈被我们扶上床的时候,一直含糊地说话,我听不太懂,她凑过去听了半天,回头跟我说:“我妈说,麻烦你了。”
我说不麻烦。
朵朵在边上绕着床转圈,转了两圈,突然跑过来拉我的裤腿,说:“陈叔,我给你看我画的画。”
她画了四个人。一个高个子,一个长头发,一个坐着的,还有一个小的。下面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我们仨。她数了数,指着高个子说:“这个是叔叔。”
我说:“那这画名字不对,得叫我们四个。”
她想了想,很认真地说:“那我把这个叔叔画大一点。”
后来的事就慢慢顺了。她妈白天我上班的时候在家,我给装了个监控,手机上能看。她跟店里申请了白班,晚上七点前回来。我去社区问了,办了残疾证和慢病补贴,一个月下来能省几百块药钱。
最难的是朵朵上幼儿园。她户口在湖南,在这边没学籍,我跑了三趟街道,托了个人,把材料凑齐了。开学那天她背着小书包,走两步回头看看她妈妈,又回头看看我,最后是我牵着她进的门。
年底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要结婚了。我妈问,什么样的姑娘?我说,带个孩子,还带个老人。电话那头静了足有十秒钟。
我妈说:“你自己看准了就行,别再离一次。”
我说知道了。
今年三月,我们去领了证,在楼下小饭馆摆了两桌。老马、阿芳、店里几个同事,还有我妈。朵朵穿一条红裙子,满场跑。她妈坐在轮椅上,被推到桌边,一直笑,笑得眼睛都没了,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小满蹲下去听,然后抬头跟我说:“我妈说,你是个好人。”
我说:“我不是好人,我是有私心的。”
小满问什么私心。
我说:“我三十五了,脚还疼,得有人给我按。”
她笑着给了我一巴掌,力道不大,落在胳膊上,跟当年在店里按脚差不多。
前几天下雨,我下班回家,进楼道就闻到饭味。推开门,朵朵在写作业,她妈在轮椅上打盹,小满在厨房,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洗手吃饭。”
我把鞋脱了,脚底一热,一天的火气就散了。
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天下午,我站在次卧门口,看见那个削了一半的苹果掉在地上。
那一下,我确实是大吃一惊。
可我也挺庆幸的,那天我没有摔门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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