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闷在雾里十几年,终于有人把它拽了出来。6846万。这是复旦大学张军、马欣榕、刘志阔三位学者估算出的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按中间口径计算,占总人口4.85%,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的工资或退休金,最终落在财政账本上。这篇发在《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拿下了该刊2025年度最佳论文奖,奖金四万块。奖金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评委会那句评语:这类研究看似朴素,却能够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依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吵了这么多年“到底多少人吃财政饭”,总算有了一份能把争论锚定住的基础事实。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认真说,恰恰因为“算清楚”本身就是稀缺品。2009年以前,财政部是公布地方财政供养人员数据的,那一年公布的数字是5392.6万人。此后这个口径关上了门。后来的研究大多退而求其次,拿统计年鉴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就业人数来顶替,可这个替代指标窄得近乎失真:同样是2009年,财政部口径5392.6万,年鉴口径只有1394.3万,两者差了将近四倍。用一把刻度严重缩水的尺子去量一个庞杂的群体,量出来的结果除了制造错觉,几乎没有别的作用。张军团队做的事情,是把财政部的《中国会计年鉴》预算单位人员统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数据、住房公积金实缴数据几路官方来源拼在一起,搭出最小、中间、最大三层口径,再用2016年机关事业单位公积金实缴人数4213万去交叉验证,发现它正好落在估算的3956万到4330万区间之内。数据不是拍脑袋来的,是拿官方材料一层一层对出来的。
但真正让人没法把目光移开的,不是总量,而是总量底下藏着的结构。2004年到2020年,中间口径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212万涨到6846万,十六年净增1634万。粗看这个增幅,很容易顺势得出“供养队伍膨胀了”的判断。可拆开来看,在职人员十六年间只增加了大约415万,离退休人员从1468万蹿到2687万,净增1219万,吃掉了总增量的四分之三。到2020年,整个财政供养群体里将近四成已经是退休人员。换句话说,这些年财政供养规模上升的主要推力,不是“多招了人”,而是“老人变多了”。老龄化是一个全国性的事实,财政供养体系不可能置身事外,但当一个体系的支出增量大头流向退休端而非服务端时,它的可持续性就不能只看“控不控编制”这一个维度了。
待遇端的数据让这层隐忧更加具体。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月均退休待遇约5927元,企业离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2995元,两者相差接近一倍。2024年10月养老金并轨十年过渡期收官,制度文本上机关和企业用上了同一套计发规则,可规则统一并不自动等于待遇拉平。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覆盖率接近百分之百,企业年金覆盖率到2024年末也只覆盖了三千二百多万职工,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七。基本养老金之外,一边是强制性的第二支柱几乎全员覆盖,另一边是绝大多数企业退休人员只有基本养老金一条腿走路。差距的生成机制并没有因为“并轨”两个字就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更隐蔽的账本继续存在。
在职人员内部的故事同样不轻松。2013年机构改革之后,编内在职人数出现明显下降,控制编制的政策意图不可谓不清晰。可编外人员从2004年的215万攀升到2018年的442万,增幅超过一倍。这些人以合同聘用、劳务派遣、人事代理等方式进入机关事业单位,不占编制,但基本工资由一般公共预算承担,财政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没给编制”而减少。地方上的清理账本很能说明问题:湖南邵东清退编外用工三百余人,节约财政资金两千万元以上;湖北十堰锁定市直编外聘用人员3400人,清理规范后比上年同期减少326人,节省财政成本约1500万元。一个中部县清退编外人员能省出两千万量级的资金,说明“编外”两个字底下压着的,是一笔绝不能忽略的真金白银。编制减了、支出没降的错位,恰恰是“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最容易踩空的地方。
地区之间的错配则把问题从“多少人”推向了“人在哪里”。论文测算的供养率呈现出清晰的西高东低格局,西部最高,东北次之,中部和东部相对更低。这和中国人口东多西少的分布恰恰倒挂。人口净流入的地方,编制调不动,只能靠编外人员填补公共服务缺口;人口净流出尤其是收缩型地区,编制有刚性,预算有惯性,人员规模很难跟着人口一起降下来。有全国政协委员在2021年以西部某县为例,说该县2019年常住人口只有3.02万,财政供养人员却有六千余人,官民比达到一比五。这个极端案例不能代表全国,但它指向的逻辑是普遍的:财政供养人员的配置如果长期不随人口流动调整,人口流出地的供养负担只会越来越沉,而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供给却可能因为编制紧张而捉襟见肘。一刀切地“控总量”,在流入地可能控出缺口,在流出地却未必控得动存量。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说明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有清醒判断。但“严控”的前提,是先知道控什么、从哪里控、控到什么程度。如果底数继续模糊,政策就容易滑向两种粗糙的做法:要么只看编制数字,忽略了编外和离退休这两块真正在推高支出的部分;要么在全国层面压一个统一比例,把人口流入地的缺口和流出地的冗余一起压住,结果该减的没减透,该保的没保住。张军团队这篇论文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一个可以焊死在文件里的绝对数字,而在于它把财政供养人员从一句笼统的口号拆解成了一组可以分别审视的结构:离退休占近四成,编外膨胀快于编内,三分之二压在县及县以下,供养率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每一个结构都在提示同一件事:改革的空间不在“砍不砍”,而在“往哪里调”。
人员经费从来不是抽象的数字游戏。2022年它约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27%,而基层“三保”支出又占到可用财力的五成左右,加上其他刚性支出能顶到八成。每一笔供养支出,最终连着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服务、具体的纳税人。把底数算清楚,不是为了制造一个吓人的标题,而是为了让“严控”这两个字有地方落脚。一篇看起来不够炫目的基础测算能拿下年度最佳论文,说到底是因为它干了一件学术研究最该干、也最容易被跳过的事:先把事实钉住,再谈别的。6846万这个数字不会自己变成政策,但它至少让接下来关于财政供养的每一句讨论,都不必再从猜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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