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首册《血祭》出版。36年来,《曾国藩》“一纸风行”,成为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绕不开的畅销书。36年后的今天,《中华读书报》邀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庞沁文访谈《曾国藩》作者、作家唐浩明先生,解密历史小说《曾国藩》背后的出版故事,探析出版与时代的关联,以及精神生产的规律。
唐浩明笔下生动的曾国藩,也来自他整理《曾国藩全集》时对一手文献的长年沉潜。小说让我们认识曾国藩,想真正读懂,还得回到家书、日记与奏折。“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系列全新修订、精装典藏:家书破译家族崛起密码,日记体悟 “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奏折读懂中国式上行沟通。不神化、不戏说,让一个可感可学的“凡人”曾国藩,照进当下。
唐浩明谈
《曾国藩》的创作与出版故事
《曾国藩》缘何“一纸风行”
庞沁文:《曾国藩》是您创作的一部优秀的畅销书,它在整个出版史、社会思想文化史上都很有影响,白岩松等知名人士都曾谈到《曾国藩》一书对他们的影响。请您谈谈《曾国藩》畅销的原因。
唐浩明:《曾国藩》第一部1990年11月出版,30多年一直畅销,我估计今后还会持续一段时期。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着它一直这样畅销,那我这一生太满足了。《曾国藩》为什么会畅销?也有很多人问过我,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它契合了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常常说我非常感恩这个时代,这本书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肯定是不可能出的。
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开放的新时代,为很多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去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就是说,时代为这样的有志之士提供了很广阔的空间,很多人都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搭建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做很大的事业。我今年80岁了,我看到时代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充分地调动了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有很多体制之外的像民营公司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团队在活跃着。曾国藩这个人和他所做的,在本质上也是体制之外的事,他成就了一番体制外的大事业。在这一点上,它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相当的契合度。
第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曾经在一段时期内被否定的传统文化正在回归,并日益深入人心,从上到下都有了一种对文化的自信。曾国藩是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偶像,他身上所体现的那些文化内涵,是今天的中国人很需要的。
左为唐浩明,右为庞沁文
庞沁文:您刚才提到《曾国藩》能够畅销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契合了时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唐浩明:一部长篇小说能够畅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必须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既能满足读者审美的需要又能对读者的人生有实际的启示借鉴价值。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喜欢《曾国藩》,应该说正是因为它用艺术的方式塑造的曾国藩这个文学形象读者是喜欢的,而且对他们的人生有启迪作用。绝大部分读者还是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启发他们现实的人生和事业。
我写作《曾国藩》时,已经是不惑之年,我自己有很多的人生阅历和体会,我知道哪些东西是读者比较关注并抱着很大的期望值来读的。我知道读我小说的绝大部分读者是想做一点事情,对人生有所追求的。
曾国藩是一个励志的典型,是那些有志向有抱负、想有所作为的人学习的榜样。曾国藩是一个传奇人物,是一百多年来影响中国历史并很受人敬仰的著名人物。曾国藩是靠自己努力做了很大事业的人,也是个很勤于思考的人。他有大的智慧,根本性的智慧,从他身上可以学到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曾国藩是农家子弟,他没有任何的依傍,没有靠山,没有人给他很大的支持。他也不是天才,他的智商就是中等,顶多中等偏上。曾国藩考秀才倒数第二名,考进士也考了三次,而且是最末一等——三等,他是同进士出身。所谓同进士,就是等同于、相当于进士。张之洞的智商一定比他好,杨度的智商也要超过他。
36年来,《曾国藩》各版本
还有,曾国藩身体也不是很强壮,甚至可以说是病号。他年纪轻轻20多岁时,就得了肺病,30多岁后又重患过;35岁时又患牛皮癣,这个病后来伴随他一生,令他痛苦至极。到了40多岁,他又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方面的疾病。到50岁时各种老年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都来了。晚年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眼睛又失明,右眼完全看不见,左眼只有一线光;然后又神经末梢全部坏死,手抬起来放不下,舌尖是硬的。他最后死于脑溢血,虚岁62,实际上刚过60。
曾国藩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一般的人,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做出了不凡的事业,读者都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可以从中借鉴些什么,我的小说用艺术的形象满足了读者的需求。我想这大概也是《曾国藩》这套书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的“初心”
庞沁文:您研究曾国藩30多年,他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唐浩明:我这一辈子和曾国藩有不解之缘,曾国藩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他许多人生理念,尤其是修身自律这点。
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人与生倶来就是善恶并存。儒家学说告诉人们,要努力地把善的东西激发出来,并弘扬光大;尽量把恶的东西遏制住,把它降到最低程度,这就是修身。从本质上来说,修身就是扬善去恶,就是有意识地进行生命的再塑造,通过后天的努力,让生命更完善。
曾国藩一生的根基在于修身,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曾经长时间很自觉、很痛苦地去修身,这是他后来人生和事业的基石。这一点对我这几十年来的影响很大。他的人生智慧是高层次的。
首先,面对那么多的诱惑,曾国藩能够守得住做圣贤的初心。湘军是他自己建立的,军队大量的钱是他自己筹来的,这个钱可不是一点点,可以说是如山如海。军队由他来管,他如果想贪污一点,或者他想接受别人的行贿,这些都太容易了。但是,他公私分明。“守住初心”这句话,说时容易做时难。哪一个贪官,不是上任时都信誓旦旦要做一个清官,但是当面临巨大的诱惑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许多人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却能守住。他的这个定力,非比一般。湘军打下南京后,很多人包括他手下的那些心腹,都劝他称帝。这是多大的诱惑,可他守着自己的初心,不为所动;不但不动心,还自己去裁撤湘军。过去都说这是曾国藩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当然没说错。但对他本人来说,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守住做圣贤的初心——在圣贤事业与豪杰事业之间,他更看重的是圣贤事业。说他忠于清朝廷,那是浅层次的看法。他最后也许没能成为圣贤,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一辈子都行走在通往圣贤这个目标的道路上,没有偏离,没有放弃。
其次,曾国藩有个理念叫做“求阙”。我受他这个理念影响很深。曾国藩在他30多岁人生事业很顺的时候,就有“求阙”的理念。他把自己在北京的住处取名叫“求阙斋”,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求阙斋记》。所谓求阙,就是认可欠缺,不求圆满。它的理论依据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满无缺的东西。我们看月亮,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十六的月亮也不圆满。你说人生圆满,什么样的人生是圆满的?你说事业圆满,什么样的事业是圆满的?有一个标准吗?没有。有缺才是正常的,什么事情都有缺。因此我很认同“求阙”这个理念。
再者,曾国藩对拙诚很赞许。这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拙诚的反面叫做巧伪。我们看这个现实世界,追求拙朴真诚的人可能很少。曾国藩提倡拙诚,倡导以拙胜巧、以诚应伪,甚至认为“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是他的价值观,也是他的人生大智慧。靠巧伪也有可能取胜,但那是一时的,是不能长久的。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就,是靠拙诚来获取的。
庞沁文:您的一生经历丰富,您认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是哪个时期?
唐浩明:创作《曾国藩》等小说的时期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我之所以要写长篇小说《曾国藩》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圆自己的作家梦。人要有梦想,这个梦想存在心里头,内心会涌动,它时时刻刻在提醒你、点拨你。
我在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的过程中,感到曾国藩这个人物的一生经历非常丰富,特别适合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就想,为什么不来圆自己的作家梦呢?我已经快40岁了,还不圆这个梦,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我就决定来写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后,就把其他的事情都屏蔽掉,后来还辞掉了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的职务,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写作。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更没有应酬。白天编《曾国藩全集》,晚上写作《曾国藩》,我活在曾国藩的世界里。我也没有耽误工作,我每天都在编书、写作,因为它也不矛盾。我编书可以大量地阅读一些相关史料,下了班,什么事情都不做,进到屋子里面马上就写书。就这样,每天晚上要写到一两点钟。那时候精力很充沛,一点不觉得累,尤其是创作可以让你兴奋,每天都处在亢奋状态中。我感觉不到外面的天晴天阴,甚至连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都没有感觉,完全沉浸在创作的状态中。
我从1984年开始接手《曾国藩全集》的整理编辑工作,同时开始思考创作长篇小说《曾国藩》,到1992年3本书全部出齐,为期8年,后来又用了9年的时间创作了《杨度》和《张之洞》。我从38岁到55岁,把17年的黄金年华都奉献给了这3部历史小说。17年里,每天都在写作,每天都有新的感受,每天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这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17年。古人讲“闭门著书真岁月”,肯定是本人亲身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创作过程,不然是写不出这样的话的。
这期间当然会有许许多多的烦恼,但一个人如果有了事业心,有了对事业强烈的热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那么在别人看来很累很苦很难的事,他却能从中获得特别的快乐。所以说,诗意的生活其实不是很难,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大家都能过诗意的生活。
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就是激情,王蒙老先生说他现在还可以写爱情小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老先生太值得我们佩服了。我经常跟年青的朋友们讲,选对一件有意义的事,用你的全部激情去拥抱它,在你最美好的年华里做那么一点事情出来。当然,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能力大就做大一点,能力小就做小一点,这都没有关系,你无悔这一生就足够了。
《曾国藩》的出版缘何“一波三折”
庞沁文:听说《曾国藩》的出版过程经历了一些波折,可否请您谈一谈。
唐浩明:决定写小说时,我一开始并没有写长篇,最初写的是中篇,叫作《曾国藩出山》,5万字左右。我为什么一开始写中篇呢?我虽然很早就想当作家,但是我自己动手写的东西不多,发表的东西就更少了。尤其是要写长篇小说,我很没有底,就先写个中篇试一试;也想先试探一下,看看我写的这些能不能刊登,别人认不认可。于是我就写了一个5万字的中篇《曾国藩出山》,写他离开京师回到湖南时,面临着大变局的到来,朝廷要他来组织一支队伍,应对战事。本来按照当时的制度,他在家里办完丧事后要接着守三年孝。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朝廷的官员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叫他出山来办团练,我就从这里写起。
当时我写完以后,想先放在杂志上试一试。湖南有个杂志叫《芙蓉》,湖南文艺出版社下面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它鼎盛的时期也曾被列入中国四大名刊,和《收获》《当代》这些刊物并列。我就请一个同事帮忙,让他带稿子到杂志社去投稿。过些日子,《芙蓉》杂志要我过去,我就第一次走进《芙蓉》杂志编辑部。让我去跟他谈话的是《芙蓉》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朱树诚。他比我大4岁,是1942年出生的。他说“你这个人物选得好,这个人物值得写,那个时代也值得写,这不是一个中篇的题材,要写长篇,你至少要写30万字的一个长篇”。他说“你要把它作为长篇来构思,这个中篇我就不发表了,免得影响了你以后的长篇”。他说得比较客气,我估计他可能觉得我这一篇不怎么样,不好发。他最后还说“我等着出你的书,出长篇,你把它写好,写好后你也不要找别的地方了,你就放在我们湖南文艺出版社来出好了,我来负责出你的书”。这几句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给了我一点信心。他是《芙蓉》的编辑部主任,见过很多优秀的作品,他让我写长篇,应该有点依据。
《曾国藩》手稿
就这样,我决定了写长篇小说。等第一部写好了,有30多万字,我就交给朱老师,说“您帮我看看,如果你们认可,觉得好的话,这个书就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后来这个书好久没有消息,我从别的地方辗转打听到,这部书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内部有一些分歧,就是对这个选题、对曾国藩这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选题报到局里面批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要慎重。
恰好当时又发生一件事情,让湖南出版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有本书捅了大篓子,整个出版社都不能出书了。
湖南文艺社在争取,我自己也出了一部分力。我自己的这个努力,后来我觉得,可能最后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湖南新闻出版局调来一个新的局长,名叫陈满之。他刚来不久,我想这是个好机会。那天我就去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做了一番很郑重的陈述。就在他的办公室,我一个人讲了两个多钟头。陈局长很好,他也不插言,一直就是默默地在听,让我讲。
我讲完了以后,他讲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他说:我听了你的陈述,我有这样一个认识,我没有跟别人商量,这是我个人意见。作为局长,对出书,我就守着两个底线,越了这两个底线,我不出。第一个,就是政治上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内容上是不是淫秽色情黄色的东西。他说,我来当局长,我心里给自己定了这两条底线。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你这本书稿没有触犯这两条底线,应该没问题。我当时听了,觉得这个局长好开明。他说,这个事情,他还会跟别的领导谈一谈。局长的这个表态,我向湖南文艺社作了转达,他们听了当然也很高兴。局长讲得很明确,他们也就积极争取。后来我听说,局长不仅自己看,而且还要求党组每个成员都看,并且要表个态度:出还是不出。结果居然通过了,局党组的每个成员都表态说没有大的问题,可以出。
庞沁文:《曾国藩》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您能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吗?
唐浩明:后来,湖南文艺社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出版流程。清样还在校对室时,几个校对员就一片叫好。他们说这个书太好了,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校样了,这次读校样就是个享受。校对是最初的读者,当时很少有让校对都发出叫好声的书。为什么?一个是本来好书也难得,另一个是校对跟读者读书又不同,他们更关注的是你哪点出了差错,一本书在他们的眼中是支离破碎的。用一句行话来说,他们是庖丁解牛不见全牛。他们通常是对全书模糊,只注意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他们关注的不是好,而是不好。所以,让校对叫好很难得。《曾国藩》印出来后,湖南文艺出版社门前车水马龙,要书的买书的络绎不绝。
那时大家一致都说好,出版局的领导就讲:好了,第二部、第三部就让出版社自己决定吧!
1992年《曾国藩》三部全部出齐了以后,湖南文艺社知道他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多少年来他们没有出过这样的书,给出版社带来很丰厚的利润。出版社一年要印好多次,每一次都印很多很多的。很多人对我说,唐浩明你发财了,你的书印得那么多。我告诉他们,印得最多的时候根本就与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不是版税制,而是基本稿酬加一个印数稿酬,很少的一点钱。当然,我写书的目的也不是想去赚钱,我对稿费多少也不在乎。
庞沁文:酒香也怕巷子深,《曾国藩》出版后您做了哪些宣传营销呢?
唐浩明:要说营销,我无意间做了一件事情,对《曾国藩》起到了很好的营销作用。常德市原来的市长,是我的一个忠实读者,他通过别人介绍,有一天跑到我家里面来。他讲:“你这个书,在我们常德好多人都在读。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句话很好,叫作:经商要读《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我觉得这话好有意思,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后来,有一次省台办一个副主任来了。因为我是台属,台办跟我的关系比较近一点,他们经常会到我这里来看看,聊一聊,关心关心。省台办副主任跟我说:“你最近出版了《曾国藩》,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想要采访你,写一篇文章来介绍一下,我们也会向国台办去说说这件事情。”我就顺便把常德市长跟我说的“经商要读《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告诉他。他说这是老百姓的口头语,很形象、生动。他就把这句话写到他的文章里面,后来就在《湖南日报》发表了,大概也在其他媒体发表了,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响遍全国的广告语。
作家型编辑和学者型编辑
庞沁文:您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您认为作为《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和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作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唐浩明:作为《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我阅读了《曾国藩全集》的全部内容,可以从中间发现很多细枝末节。有一句话说“历史保存在细节之中,从细节来读历史,往往能读到更真实的历史”。如果你不去认真读这些史料的每个字,你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历史的细节。这正如生活是作家灵感的来源一样。作家要深入生活,要亲身沉入到生活的底层,如此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生存的本质,同时也会获得无穷无尽的艺术灵感。深入到历史留下来的文字里面,就如同当今的作家深入到社会的里面去。你沉入得越深,你的感觉就越深切,它给你的启发就越多。
同时,写作《曾国藩》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所编辑的这些史料,促进我做好编辑工作。最重要的是我写《曾国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读了我的小说后,读者就想读曾国藩的原著,想了解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曾国藩。小说的出版,给《曾国藩全集》起了一个宣传作用,极大地带动了全集的销售,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辞海》还专门为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立了一个词条。
庞沁文:您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型编辑,也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型编辑,您是如何看待作家型编辑与学者型编辑的?
唐浩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编辑学界就提出了要做学者型编辑和作家型编辑,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
关于学者型编辑或作家型编辑,我们要很清楚,其中的关键是有一个“型”字。你如果忽视这个型字,往往就会产生一些误解,好像作家型编辑不是编辑,学者型编辑也不是编辑。编辑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工作,独立的一番事业,编辑本身有很多的学问,尤其是他有很多实际的工作。作家也需要全力以赴地去做,学者的工作也需要全力来投入。这是三种不同的工作。作家型编辑并不是一个作家,他只是一个做了一些作家所做的事情的编辑。
庞沁文:您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不管是作家型编辑还是学者型编辑,其核心都是编辑,首先要把编辑工作做好。那您认为作家型、学者型编辑比一般的编辑有什么优势呢?
唐浩明:编辑自己动笔来写,做一个作家型编辑的好处在于:第一,编辑天天要跟作家跟文学作品打交道,自己亲手动笔写和不写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写的话,你就有作家的视角,你在看稿子时,可以站在作家的角度看,会换位思考,懂得作家是怎么样思考的,懂得作家的难处或者作家的灵感,这就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作品。第二,因为你也是作家圈子里的人,你可以更多地接触作家朋友,帮助你获得动态,获得信息,帮助你组稿,拿到好的稿子,这对编辑很重要。第三,如果你自己也是一个作家的话,你就会谈得很内行,可以赢得作家对你的信任,甚至有些作家会对你很尊敬,你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品牌影响。
学者型编辑也一样。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编辑,你就能够更多地了解某个学术领域里的研究状况,你能够交到更多的这方面的朋友,在这个圈子里有话语权,能够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别人觉得把这个书稿交给你,不会明珠投暗。这对于编辑工作,只会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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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现代出版刚刚兴起时,也是市场经济。那些非常著名的编辑,他们很多同时就是一个作家、学者。很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们也都做过编辑,我可以说一大串。最早兴起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与学者。《新青年》杂志最初的编辑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等都是些了不得的人,都是中国顶尖级的作家和学者。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一大批作家、学者都做过编辑,他们当编辑时都可以说是作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
作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能以作家和学者的眼光推出一些好的东西出来,这些东西应该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如果一个编辑在作家和学术界里面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么这个编辑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编辑,很难赢得社会上的尊重。这也是我对作家型、学者型编辑的一点想法。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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