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国临淄城内,一场赛马结束后,田忌赢回了钱,孙膑赢得了名声,齐国公子却在众人面前丢了脸。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聪明的较量,后来竟成了田忌政治生涯中的一根刺。
赛马的规矩并不复杂。双方各出上、中、下三等马,分三场较量,胜两场者获胜。田忌的马匹并不比齐国公子差太多,却因为出场次序固定,常常连输。
孙膑看出门道后,对田忌说:“用你的下等马,去碰他的上等马;再用上等马对中等马,中等马对下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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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照办。第一场输掉,后两场连胜,三局两胜,果然扭转局面。
这套方法的关键,在于放弃一场必败的较量,把优势集中到另外两场。放在比赛里,孙膑无疑高明。问题是,赛马从来不只是赛马,尤其当对手不是普通人,而是齐国的公子。
《史记》记载,田忌的弟弟曾经重金下注。田忌获胜后,既收回了此前的损失,又得到丰厚财物。孙膑则凭借这一策声名鹊起,进入齐国权力核心。两个人都得了好处,唯独输掉比赛的公子,既损失钱财,又在人群中失了体面。
战国贵族最看重的,往往不只是输赢,还有身份和脸面。田忌或许只把这当成一次巧妙取胜,齐国公子却未必能这样轻轻放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公子后来继承王位,成为齐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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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事简略,没有直接写明齐威王是否一直记恨赛马之辱。但政治中的旧账,很少真正消失。田忌后来率军击败魏军,孙膑的声望也随之上升,这对一位君主来说,既是国家之幸,也可能带来新的权力顾虑。
齐威王身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邹忌。邹忌原本以鼓琴得到齐威王赏识,后来出任相国,参与整顿吏治、修订法令,使齐国逐渐形成强国气象。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的庸人,恰恰因为有才干,才更懂得权力如何运转。
《资治通鉴》记载,邹忌憎恶田忌,派人拿着十金到集市占卜。那人自称是田忌的属下,还说田忌连续三战三胜,想要谋划大事,不知能否成功。占卜者离开后,邹忌便让人将其拘捕,以此指控田忌有反叛之心。
这件事看上去漏洞百出。真要谋反,哪有派人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大声宣扬的道理?可在君主政治中,罪名是否严密,有时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取决于君主是否愿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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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得知消息后,没有留在城中申辩,而是率领部属攻打临淄,试图捉住邹忌。这个举动在军事上很难成功,在政治上却更加危险。朝廷一旦认定他有罪,他的进攻便会被解释成谋反证据。
结果,田忌未能取胜,只好逃往楚国。一个曾经为齐国立下战功的将领,就这样被迫离开故土。此时再看那场赛马,胜负已经不在马场,而在君臣之间的猜疑里。
田忌究竟有没有谋反之心?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很难成立。齐威王去世后,齐宣王即位,重新召回田忌,恢复他的将军身份。若田忌确实犯下叛乱重罪,齐宣王不会轻易让他回到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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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说,齐宣王知道成侯邹忌出卖田忌,于是重新召田忌为将。这句话分量很重,至少说明在齐宣王看来,田忌当年的罪名并不可靠,邹忌在其中扮演了陷害者的角色。
至于齐威王是否亲自授意,史料并没有明文证明,不能把推测当成事实。不过,邹忌的做法能够奏效,显然离不开君主的信任,也离不开朝廷对田忌的猜防。一个没有足够政治背景的相国,很难单凭一场拙劣骗局,把功臣逼到出逃的地步。
齐宣王召回田忌,也不只是替他洗清冤屈。邹忌势力太重,田忌又握有军功,让两人彼此牵制,正好可以避免一方独大。这份安排谈不上宽厚,却很符合战国君主驾驭臣下的办法。
田忌赛马的计策没有错,错的是把公开羞辱当成了轻松的胜利。孙膑算准了马匹,却没有算尽人心;田忌赢了三场比赛,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把一位未来的君主推到了难堪的位置。马场上的两胜一负,换来的却是多年后的猜疑、陷害和流亡。此等胜利,称作愚蠢,并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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