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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账,法院判过一次,不代表就结清了。
高某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刑事判决落下来的时候,他或许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剩下的无非是熬过刑期。
但他漏算了一件事:他在境外平台上敲下的那些字,并没有随着法槌声一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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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挂在那里,还在被人点开,还在持续产生伤害,于是第二笔账来了,民事公益诉讼,国家级媒体上的道歉声明,三万元公益损害赔偿金。
这不是同一件事被算了两遍,而是一件事里被遮蔽的那一半,终于被摊到了台面上。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自以为找到了“安全区”的人,如何一步一步发现那个安全区根本不存在。
事情的起点,其实跟英烈没有直接关系。
2025年二月,杭州拱墅的公安机关接到一家企业的报案,说有人在境外社交平台上发帖抹黑这家企业。
民警顺着这条线往下查,意外撞见了另一个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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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4年十月到2025年二月,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账号持续发布侮辱陈祥榕、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等英烈的言论,一条接一条,几乎没有间断。
高某就是账号背后的人,他到案之后没有太多抵赖,该认的都认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细节,高某发帖的平台,服务器在境外,运营主体也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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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认知里,这大概构成了一层保护壳:内容不在国内网络上,取证够不着,管辖也够不着,再不济,删掉就完了。
这种心态不是高某一个人才有,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总有人把“在外网说的”当成一种事实上的豁免,仿佛物理边界和网络边界可以互相替代。
但法律看的从来不是服务器在哪里,而是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落在了谁的权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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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在境外实施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享有管辖权。
这个原则并不新鲜,只是在跨境网络场景里,很多人选择性地把它忘掉了。
依我看,高某的“荒唐”之处,不在于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在于他相信了一个并不成立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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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设撑了他四个多月,也把他送到了刑事审判的被告席上。
2025年六月,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等罪名判处其相应刑罚。
刑事处罚落地了,可那些帖子还在。
这就引出了下一层问题:一个人被判了刑,他留在网上的伤害,由谁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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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追责和民事公益诉讼,针对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刑事判的是高某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是对他个人的惩罚;公益诉讼要处理的,是那些仍然公开悬挂着的侵权言论对不特定公众造成的持续损害。
英烈的名誉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同记忆和情感秩序,所以当这种名誉被侵害时,站出来主张权利的不是哪一个家属,而是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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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线并行,并不矛盾,反而恰恰说明一件事:侵害英烈权益造成的后果是分层的,法律的回应的也是分层的。
跨境取证是这类案件里最硬的一关,内容存在境外服务器上,发帖的人随时可以删改,按传统方式走,证据很容易在程序完成之前就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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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技术细节的意义被很多人低估了,它真正改变的不是某一个案子的胜负,而是“躲在境外就能让证据消失”这个预期的破产。
当预期破产之后,后来者在动手之前至少会多犹豫一秒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作,是人格权侵害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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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判决还没有作出的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了禁令,法院裁定对高某境外账号内的全部侵权言论予以屏蔽。
这个工具来自民法典,在英烈保护领域用得不算多,但用在这里的逻辑很清晰:损害正在持续发生,就不能干等判决生效再去止损。
传播这种事情,早切断一天,扩散的范围就小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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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公益诉讼、禁令、区块链存证,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看,传递出的信号是一致的,法律对付跨境网络侵权,手里不止一张牌,而且这些牌是可以组合着打的。
牌打完了,判决也下来了,但“买单”这两个字的分量,不在数字本身。
判令的内容有两项:在国家级媒体上刊登赔礼道歉声明、消除影响,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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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三万元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谈不上伤筋动骨。
恕直言,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买单”理解得太窄了。
罚款是一次性的,缴完就翻篇;国家级媒体上的道歉声明是公开的、留存的、可检索的,它挂在那里,谁都能看到,谁都能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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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某而言,真正长期的代价不是那笔钱,而是他的名字和这件事被固定在了一个公开的、无法撤回的载体上。
三万元这个数额本身,也值得多说一句。
英烈名誉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金,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一套完全统一的精算标准,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认错态度以及是否已被追究刑事责任,都会被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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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在确定金额时专门邀请了多领域专家进行论证,说明三万元不是随手写下的数字,而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做的一次审慎裁量。
从我的角度来说,公益损害赔偿金的功能本来就不在于“罚到疼”,而在于把被侵害的那部分公共利益,以一种可执行的方式修复回去。
再往深一层看,高某并不是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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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微博账号“辣笔小球”的运营者仇某明在卫国戍边官兵事迹报道后发布诋毁言论,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责令公开赔礼道歉;同一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那正是该罪名落地后的第一起适用案件。
2022年,罗昌平因侮辱抗美援朝“冰雕连”英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即便有自首和赔偿情节,公开道歉的民事责任依然没有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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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案子排在一起看,脉络就清楚了:刑事追责解决“罚”的问题,公益诉讼解决“修”的问题,两者叠加,才是完整的账单。
高某收到的第二份追责,不是意外加码,而是这套逻辑走到他身上的必然结果。
陈祥榕牺牲的时候不到十九岁,他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后来被放进了他家乡福建屏南的事迹展陈室里,展厅中有一处细节,是部队询问家人有何需求时,陈母交回一张白纸,说只想知道榕儿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
一个母亲用一张白纸回答了一个国家关于牺牲的提问。
高某用四个多月的辱骂回应了同一件事。
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不是三万元可以丈量的,但法律能做的,是把那条底线画出来,并且让越过底线的人付出代价。
在我眼里,这份判决最沉的地方不在金额,而在它把一句话变成了可执行的现实:荒唐是有账单的,而且账单不会因为付款人假装看不见就自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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