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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新的缓和迹象。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并围绕各约300亿美元的商品形成对等降税框架,超过90%的相关产品有望免除相互加征的关税,恢复最惠国税率待遇。
中方还将24%的对美加征关税继续暂停两个月,同时保留10%的税率。这说明中美仍有合作空间,却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回到过去那种分工模式。
关税可以暂停,利益结构却不会轻易消失。美国需要中国市场和供应能力,中国也不拒绝正常经贸往来,但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绝不是一方长期负责生产、积累顺差,再把资金送回另一方金融体系。
温铁军所说的“中国被扒了两层皮”,正是理解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所谓第一层,是商品输出;第二层,则是商品换来的资金再次流回美元资产。
中国承担生产、就业、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美国市场获得大量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同时美元体系又吸收了中国出口形成的部分外汇。
这套循环并不是2001年突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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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工业设备、能源资源和实体资产在剧烈转轨中被重新定价,西方资本凭借货币和金融优势迅速进入。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最强大的单一经济体,美元依靠储备货币、国际结算和美国国债市场,继续吸纳全球资本。
欧洲则推进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欧元于1999年1月正式启动,2002年开始发行现钞,欧洲由此拥有了统一货币。
美元与欧元之间形成竞争,但美元凭借更深的金融市场、更强的流动性和长期积累的信用网络,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揭示了一个规律:资本不会因为某个国家需要产业升级,就主动留下来承担长期风险。
当市场动荡、资产价格下跌时,资金往往流向收益更高或者被认为更安全的美元资产。产业还留在东亚,资本却可能先走一步。
随后,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经济增长承压。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再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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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同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制造业由此更深地进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是谁单方面给予的恩惠,而是经过长期谈判作出的战略选择。
它为中国工业化打开了更大的外部市场,也让跨国企业能够利用中国完整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链。中国商品加速进入美国市场,机械、纺织、电子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这便是第一层逻辑:中国生产商品,美国获得供给。价格相对低廉的进口商品降低了美国企业采购成本,也减轻了部分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美国企业把设计、品牌、专利、销售和金融环节留在手中,把大量制造环节放到中国。中国工厂获得订单和就业,但在早期全球价值链中,利润更多集中于研发、核心零部件、品牌和渠道。
中国并非没有获益。庞大的出口市场推动了工业化,港口、公路、电力和产业集群迅速发展,大批劳动力进入现代制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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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当时一些人把这种分工误认为永远稳定,甚至认为中国只要持续承担制造环节,美国负责技术和金融,双方就能长期维持所谓互补。这种认识忽略了国际分工背后的权力关系。
当中国只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时,美国愿意接受;当中国开始进入通信设备、高端制造、新能源和先进计算等领域时,原有分工便遭遇阻力。美国希望获得中国的供给能力,却不愿看到中国完成产业升级。
第二层逻辑则藏在资金流动中。中国出口获得美元,形成外汇积累,其中一部分配置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
资金由美国市场支付给中国企业,又通过金融渠道回到美国,帮助维持美元资产需求和美国融资能力。这种安排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具有现实原因。
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外汇储备需要兼顾安全性和变现能力。但如果把它理解成无条件的“中美共同体”,就会产生误判。
商品贸易可以互利,并不代表金融权力、技术能力和规则制定权已经对等。截至2026年8月底,中国内地持有的美国国债约为5907亿美元,较2026年初的6953亿美元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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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表明,中国对美元资产的配置已经比高峰时期更加多元,但也不能由此断言美元地位即将终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56.7%。
这一比例较过去有所下降,却仍远高于其他单一货币。美元的支配力没有消失,只是全球储备结构正在缓慢调整。
把美元说成牢不可破不符合事实,把它说成马上崩溃同样不客观。真正打破“助手幻想”的,是此后不断升级的贸易与科技摩擦。
2018年7月,美国开始对价值约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贸易战由此公开化。此后加税范围继续扩大,中国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明显上升,中国也提高了部分美国商品的税率。关税名义上针对外国商品,实际先由进口商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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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可能自行承担,也可能向供应商压价,或者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中国对美国大豆等商品采取措施后,美国中西部农业州也承受了压力。
这场博弈从来不是一方毫发无损、另一方独自付账,而是成本沿着供应链向企业、农户和消费者传递。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部分矛盾得到控制,但关税和结构性分歧并未消失。
此后,竞争又从商品贸易延伸到芯片、通信设备、关键技术和产业政策。美国针对部分中国科技企业设置限制,说明矛盾早已不限于贸易逆差,而是集中到未来产业主导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能继续扮演低端制造和资金提供者。若产业链永远停留在组装环节,出口规模再大,也难以掌握核心技术和定价权;若外汇积累过度依赖单一资产,又会受到金融周期和政策变化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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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不再是2001年的中国。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7万亿元,制造业规模继续处于全球前列。
2026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7.1万亿元,同比增长4.6%;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7%。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电子设备和高端装备成为新的增长力量。
农业和粮食安全同样是底盘。202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71488万吨,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
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较强粮食保障能力的国家,不可能长期把自身定位为另一国经济体系的附属环节。区域合作也在拓宽选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22年生效,把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经济体置于更紧密的贸易框架内。它不是为了排斥谁,而是通过多元市场降低对单一方向的依赖,让产业链拥有更多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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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的中美降税安排因此值得欢迎,但不能被误读为重回旧模式。中国愿意进口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械、个人护理用品和能源产品,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家电、玩具和日用消费品。
双方扩大互利贸易符合共同利益,前提是规则对等、权利对等、收益对等。温铁军提出“两层皮”,真正要提醒的不是拒绝开放,而是不能把开放等同于依附。
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获得了发展机会,也支付了资源、利润分配和金融配置方面的成本。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单纯依靠廉价商品换取美元,再把美元投入美国资产,并不能自动换来核心技术和长期安全。
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却没有理由成为美国的助手。伙伴关系意味着各取所需、平等协商;助手关系则意味着接受别人安排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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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需要做的,不是关上大门,也不是幻想与外部体系彻底切割,而是在开放中保持产业自主,在合作中守住技术、粮食、能源和金融安全。关税有升有降,谈判有进有退,世界经济也不会回到单一国家可以随意安排分工的年代。
过去交过的学费,价值就在于把账算清。中国不拒绝合作,但不会再把低端生产、资本回流和技术依赖包装成永久互补。
只有掌握自己的产业链、创新能力和市场选择,合作才不会变成依附,开放才真正拥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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