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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口老板被带走那天,家里人最先问的往往不是关在哪,而是「货值三十万,要判几年」。这个问题没法直接回答,因为三十万这个数字,在案卷里可能被记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账。
✅️一种是销售金额。你卖出去多少,按售价算,哪怕货是赊来的、钱还没回笼,只要交易发生过,这笔数就可能被认。
✅️另一种是违法所得。你实际赚了多少,要把进价成本刨掉,剩下的才是利润。同一个三十万,落在哪本账上,量刑的起点就不一样。
大环境里的难,难在档口这门生意本身就不留痕。进货靠现金,单据随手塞在抽屉里,时间一长连自己都记不清哪批货什么价。等到办案机关来核,你说不清进价,成本就扣不掉,销售金额很容易被直接顶格认定。这不是谁故意为难谁,是证据规则在运转。
判断先立在这里:
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不是同义词,它们是不同的认定思路,走哪条取决于证据能撑到哪一步。
✅️销售金额的偏「流水」。它看的是经营额,是货物流转的规模,不问你赚没赚。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案子明明亏本甩卖,销售金额依然很高。它的证明门槛相对低,有交易记录、有买家证言、有查扣的货,链条就能搭起来。
✅️违法所得的认定偏「利润」。它必须把进货成本扣掉,而扣成本就要有凭证。进价票据、转账记录、供货方的对账单,缺一样,扣减就少一块。档口进货无票据这个现实,恰恰卡在这里——不是法律不给你扣,是你拿不出扣的依据。
两笔账的差距,有时就是实刑和缓刑的差距,是能不能申请取保的差距。
三十万货值,如果全算销售金额,量刑区间会明显偏重;如果能证明其中相当部分是未售出的库存、且进价可查,违法所得的认定空间就出来了。这个差距不是靠嘴说,是靠证据一点点垒的。
辩护里就金额认定提意见,核心不是喊冤,是拆账。
✅️第一件事,把已售和未售分开。查扣的库存和已经出手的货,性质不同,不能混在一个总数里。
✅️第二件事,把能证明进价的材料尽量找齐,哪怕是微信转账、供货方的聊天记录、同行作证的拿货价,都比空白强。
✅️第三件事,对办案机关采用的单价提出依据上的质疑——按谁的售价算、按哪个时间点的市场价算,这些直接影响总数。
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律师在处理这类咨询时反复遇到一种情况:家属手里其实有能说明进价的东西,只是不知道那算证据,随手就丢了。等到需要的时候,补不回来。
假冒注册商标的家属把金额认定先弄清楚,再倒推哪些材料现在还能补、哪些已经补不了。例证不用多,一句话就够——同一批货,按销售金额算是三十万,按违法所得算可能只剩几万,中间的差就是辩护要争的空间。
货已经全部售出、交易记录完整、进价也有据可查的案子。那种情况下两笔账本来就清楚,硬争违法所得反而显得没有诚意。也不适合把希望全押在「说不清就该从轻」上的人——说不清通常是从重,不是从轻。
取保候审的申请条件里,金额认定是绕不开的一环。社会危险性评估、可能判处的刑期,都和这个数字挂钩。金额降下来,取保的实务操作才有落脚点。反过来,金额顶在那里,其他条件再齐也难推动。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三十万的货,算违法所得还是只算销售金额,答案不在法条的字面里,在你手里还剩多少能证明进价的材料里。这笔账早理清一天,后面的路就少堵一段。陈桂雄律师能帮的,是把这两笔账分开看,而不是混成一个吓人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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