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3岁正科,27岁副处,34岁正处,37岁副厅级,到现在还是副厅级。
我叫陈远洲,今年四十一,在省直机关上班。朋友圈里偶尔有人翻到我十年前的旧动态,底下会冒出几句评论——老陈当年可是神童啊,怎么后来没动静了。我一般不回,该点赞点赞,该喝酒喝酒。
外人看的是台阶,我自己知道,每一步踩下去,鞋底沾的都是泥。
我出生在湘西一个叫石堰坪的村子,爹是民办教师,妈在镇上裁缝铺帮工。家里三间青瓦房,漏雨的时候拿脸盆接,接满了倒门口菜地里。我小时候不算聪明,就是坐得住。小学五年级背完一本新华字典,不是因为多有志气,是冬天没暖气,躲在灶房里烧柴火,一边烤红薯一边翻着玩。
我爹说,远洲,你要是能考上大学,爹就是把这房子卖了也供你。
我说,爹,你那房子卖了也不够一学期学费。
他拿筷子敲我脑袋,说你这孩子,说话跟放炮似的,噼里啪啦尽往外蹦。
我十八岁那年真考上了,武汉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全村放了一挂五千响的鞭炮,我妈把那件穿了八年的蓝布褂子洗了三遍,叠在包袱里非要我带上,说在省城冷了穿。我说妈,武汉冬天不比咱家冷多少,再说我买羽绒服。她不听,硬塞进蛇皮袋最底下。
大学四年,我算是开了眼。同寝室的老四家里做建材生意,一双球鞋顶我三个月生活费。我不是没酸过,但酸完该去图书馆还是去。大二那年入党,大三当学生会副主席,大四考选调生,笔试第二,面试第一。分到省发改委综合处,科员。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提拔正科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当回事。处里论资排辈,前头几个老哥不是快退休就是调走了,正好空出位置。领导找我谈话,说小陈,好好干。我说好。就这么简单。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二十七岁提副处。那一年全省搞年轻干部选拔,破格名额,我搭上了末班车。消息传回老家,我爹在镇上饭店摆了三桌,喝高了,拍着桌子跟人说,我儿子,二十七,副处!跟县长平级!旁边人笑着附和,他更来劲,又开了瓶酒。
我妈后来打电话跟我说,你爹那顿酒花了八百多,回来吐了一宿。我说妈,你别惯着他,下次别让他喝那么多。我妈说,他高兴,你拦得住?
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像路就这么铺好了,往前走就是了。
三十四岁提正处,当了处长。这时候我已经结婚五年,媳妇叫周宁,是大学同学,在省人民医院当内科医生。她比我大一岁,性子慢,说话轻声细语,但骨子里有股韧劲。我们谈了三年恋爱,她从来没问过我升不升职的事。有一次我半夜加班回来,她给我热了一碗面,说远洲,你别太拼,身体要紧。我说知道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那一年女儿出生,小名安安。六斤二两,皱巴巴的,哭声倒是响亮。我抱着她,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周宁在病床上笑,说陈远洲,你也有今天。
三十七岁,提副厅。公示期七天,没人举报,顺利过关。我爹知道后,没摆酒,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远洲,到这一步了,爹帮不上你了。以后你自己掂量着走。
我说,爹,我知道。
他说,当官不是爬梯子,是挑担子。梯子能往下退,担子挑上了就不好卸。
我那时候觉得我爹说得太文绉绉了,后来才明白,他这辈子就憋出这么一句像样的话,还真是大实话。
三十七岁到现在,四十一,四年了。副厅级,原地踏步。
中间不是没有机会。三十九岁那年,下边一个地级市空缺副市长,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去市里任实职,一种是留在机关等巡视员名额。我犹豫了三天。周宁说,你自己拿主意,我支持你。我爹说,下基层好,离老百姓近。我妈说,别去太远的地方,安安还小。
最后我没去。
不是怕吃苦。是那段时间周宁查出了甲状腺结节,虽然是良性,但要定期复查,还要吃药。安安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接送、辅导作业,全靠她一个人。我如果去了市里,周末能回来就不错了。我妈年纪大了,高血压,不能帮忙带孩子。我算了一圈,这个家,我走了就转不动。
领导知道我的顾虑,说小陈,你再考虑考虑。我说,谢谢领导,我想好了,留在机关。
后来那个位置给了别人,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同志,姓陆,从邻省调过来的。她去了,干得不错,去年又提了。
我没后悔。但偶尔半夜醒来,会想,如果当时去了呢?
这就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留在机关这几年,我换了岗位,从综合处调到研究室,又调到政策法规处。活儿不轻松,但少了些冲在一线的压力。我开始写东西,写调研报告,写政策建议,偶尔在内部刊物发几篇文章。有同事背后说我,陈处这是认命了,开始走学术路线了。我不争辩,认命不认命的,自己心里清楚就行。
安安今年十岁,上四年级。成绩中等偏上,数学差点,语文不错,作文写得有灵气。上周她写了一篇《我的爸爸》,开头是:我爸爸是个当官的,但他从来不跟我讲大道理,他只会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老师批了个优,贴在教室后墙上。我去看过,站在走廊里看了两遍。
周宁去年评上了副主任医师,在医院里带了两个研究生。她比以前更忙了,但气色反而好了。她说,远洲,我发现我年轻的时候总想着证明自己,现在不急了,把手头的事做好就行。我说,你这是境界高了。她白了我一眼,说少来。
我爹去年摔了一跤,股骨骨折,做了手术。我请了一周假回去陪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一圈,头发全白了。我说爹,你以后别下地干活了。他说,不干活干嘛,等死啊?我说,你跟我妈来省城住吧。他沉默了半天,说,不去。你们那楼房,我住不惯。再说,我走了,那几棵柚子树谁管。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你爹就是嘴硬。我说,妈,那你来。我妈说,我得看着他。
我站在病房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那棵老樟树,叶子黄了一半。四十一岁的我,副厅级,四年没动。爹七十三,腿里打着钢板。媳妇四十二,每天在医院连轴转。女儿十岁,开始有心事了,关门写作业,不让进。
这就是我的生活。不是爽文,不是悲剧,就是日子。
前两个月,单位来了个新人,九五年的,北大毕业,分到我手下。小伙子聪明,也肯干,就是太急。有天加班,他问我,陈处,您觉得我多久能提副科?我说,按规矩来,三年。他说,三年太久了,我同学有的已经正科了。我说,你同学是你同学,你是你。他不服气,说,陈处,您三十七就是副厅,肯定有诀窍吧?
我笑了笑,说,诀窍就是,该快的时候别慢,该慢的时候别急。
他没听懂。
我也不指望他听懂。二十三岁的时候,我也不懂。
上周末,我带安安去爬岳麓山。她走不动了,坐在半山腰的石阶上,说爸爸,我以后要考去北京。我说,为什么?她说,北京大啊,有故宫,有清华。我说,那你得好好读书。她说,爸爸,你当年考武大,是不是也没想过会当官?
我愣了一下。
我说,安安,爸爸当不当官不重要,重要的是做点实在事。她歪着头看我,似懂非懂。山风一吹,她头发飘起来,我伸手给她别到耳后。她说,爸爸,你手好粗糙。我说,爬格子爬的。她笑了。
下山的时候,手机响了,是老家的村支书,姓彭,我小时候叫他彭叔。他说远洲啊,村里想修条路,通到镇上的那条,下雨天全是泥,娃娃们上学不方便。上面说要立项,但得有人跑手续。我想着你在省里,能不能帮着问问。
我说,彭叔,我帮你问问,但不敢打包票。
他说,问问就行,不勉强。
挂了电话,安安问我,爸爸,谁啊?我说,老家的人。她说,你要回去吗?我说,暂时不用。她哦了一声,牵着我的手继续往下走。
我看着她小小的背影,忽然想起我二十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牵着我爹的手,走在石堰坪的田埂上。那时候我以为前面全是上坡,走得越快越好。现在才明白,上坡下坡都是路,有时候停下来看看风景,也不丢人。
四十一了,副厅级,没再往上走。我不觉得这是失败。我爹七十三,还活着,还能骂我。我媳妇还在身边,还能给我煮面。我闺女还在长大,还会问我傻问题。这就够了。
当然,偶尔也会想。
想的时候,就写篇文章,或者给老家打个电话,或者带安安去爬个山。然后该上班上班,该加班加班。
日子就是这样,不是电视剧,没有大起大落,没有绝处逢生。就是一天一天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坎一个坎迈。
我23岁正科,27岁副处,34岁正处,37岁副厅级,到现在还是副厅级。
这不是标题,这是我的前半生。
后半生怎么过,我还没想好。但大概率是,继续这么过下去。
平平淡淡,有苦有甜,有得有失。
这就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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