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女士胚胎案走到现在,一桩桩疑点摆在大众面前,很多旁观者看完整个流程,都觉得漏洞百出。
很多人一定要分清:朱女士胚胎案,根本不是一件简单的民事离婚案件。
它不只是夫妻之间感情破裂、财产分割的家事纠纷,里面掺杂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骗取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冲击辅助生殖监管秩序、挑战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等多重问题,属于刑民交织、牵扯医疗监管、伦理秩序的复杂案件。
不能简单用离婚家事的思路去处理,不能把核心矛盾简化成两个人的感情矛盾,假证违法、黑产溯源、医疗核查漏洞这些公共层面的问题,同样需要正视、查清。
西宁胚胎案的示范就在那里摆着,同样是假证用于辅助生殖,人家是按照伪造证件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反观本案,唐曹二人主动联系、提交个人信息和照片,专门找人定制假结婚证,拿着假证到医院以夫妻名义建档培育胚胎。逻辑上,假证贩子不会凭空知道谁有办证需求,一定是他们主动发起、主动配合,整个过程是委托定制、购买、使用假证环环相扣的一套行为。
可公安只认定二人单纯使用假证,最终仅作出5天行政拘留的治安处罚,和西宁案例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大家心里的疑惑更重。
大家都在疑惑,追查上游制假窝点真的很难吗?
调取聊天记录、转账流水、交易对接信息,都是常规侦查手段,技术上不存在障碍。公安本身就有全链条打击假证黑产的职责,哪怕不追究使用者的刑事责任,假证来源这条线索,也应当溯源核查。可办案到这里就停下,只处理终端使用假证的两个人,上游线索没有深挖,这是大家心里第一个疑问。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监督公安侦查工作是否到位。大家不禁想问:办案人员难道看不出调查存在疏漏吗?完善证据链条、核实全部事实,在办案技术上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吗?为什么没有要求公安补充侦查、深挖上游制假线索,直接认可了公安的定性,驳回了立案监督申请?是不是审查的时候忽略了主动定制、买假、参与造假这个关键环节?
再来说检察听证。听证本来就是给当事人、律师一个公开说理的平台,邀请中立第三方听证员到场,把全部争议当面讲清楚。这个案子争议巨大、社会关注度高,恰恰适合召开听证,听证本身也不是什么浩大工程。可听证申请被驳回,当事人失去了当着第三方听证员辩论的机会。
从程序上说,当事人还可以提交书面意见,不算完全堵死表达渠道,但缺少了第三方见证的公开说理环节,难免让人产生是不是不给当事人当面说话机会的疑问。而且驳回听证很多只是口头通知,没有详细的书面理由清单,疑点更难消散。
还有中山医院的问题,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按照辅助生殖的管理要求,开展试管婴儿,必须核验夫妻双方真实有效的婚姻证件。现在的争议点在于,医院只做了证件外观的形式核对,没有联网核验婚姻信息,一张假结婚证就顺利建档、取精取卵,培育出冷冻胚胎。
还有一个大家很难理解的关键点:朱女士拿着真实结婚证,主动找到中山医院,明确告知医院,之前唐曹二人用来建档的结婚证是伪造的。
在普通人看来,医院已经收到明确线索,知道有人拿着假证在本院做辅助生殖,涉嫌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这种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医院理应第一时间报警,把线索交给公安核查。
可医院只是把胚胎封存、停止后续服务,没有主动报警,仿佛这件事和自己无关,悄无声息搁置下来。
这里也要客观区分:没有主动报警,不等于直接认定医院和当事人存在勾结。勾结是非常严重的定性,必须要有实打实的证据,不能单凭这件事直接下结论。
但大家的疑惑实实在在:
当利害关系人拿着真实证件上门、明确指出假证问题之后,医院的注意义务理应升级。就算按照现有规定只做形式核验,在收到明确的造假线索时,是不是有义务主动向公安报案、向卫健委上报?
一条涉嫌使用假证的违法线索摆在面前,医院没有主动移送,只是让朱女士自己去走司法、自己去报案,难免让人心里打问号。医院到底是单纯认为自己没有报警义务,还是刻意回避这条线索?这个疑问,也等着后续庭审和监管调查给出答案。
朱女士拿着真实结婚证找上门,多次申请销毁胚胎,医院没有直接处置权限,只做了封存处理,让朱女士走司法途径。卫健委的答复是,医院已经查验了证件原件,暂时没有证据认定医院行政违法。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辅助生殖是严格管控的医疗项目,本身就是为了守住婚姻伦理、防止违规生育。如果只靠肉眼看证,不联网核验,假证就可以钻空子做胚胎,对婚姻制度、辅助生殖监管秩序,都是巨大隐患。目前朱女士已经把中山医院一并起诉到法院,医院有没有尽到充分的审查义务、要不要承担相应责任,也等待法院的审理判决。
不少人还有一个感受:各个部门之间好像在互相推活,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把整件案子悬在那里,仿佛放进了真空地带。
公安说定性只是使用假证,刑事达不到标准;检察院认可这个结论,听证也没有安排;医院说自己只做形式核验,胚胎能不能处置要等法院判决;监管部门的答复,也暂时没有认定医院违规。
每一方都说自己在按规定办事,但没有一个环节主动把所有疑点串起来、牵头深挖到底。受害者朱女士来回奔走,各个问题分头去找不同部门,问题却卡在缝隙里,迟迟得不到一个统一、完整的答复。
很多人感慨,朱女士身患重病,没有雄厚财力、没有人脉资源,她手里只有一本真实结婚证、一肚子委屈和辛苦搜集的证据,只是一个想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普通人。维权这条路耗钱耗精力,没有资源的弱者,想要推动案件查深查透,要付出更多艰辛。
我们也要清楚,公检法是国家的办案机关,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伸张公平正义,代表着国家法治形象。老百姓信任公检法,就是信任我们的党和国家。
办案尺度有争议不等于徇私舞弊,但如果案件办理不能查清事实、不能守住公平底线,就会消耗群众对法治的信任,损害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正是因为相信法治,大家才期盼案件能够查透、疑点能够回应,给当事人,也给所有普通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答案。
有西宁的先例在前,大家自然期待同类型案件能够保持统一的裁判尺度,不让同类行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
大家不是非要一个预设的结果,只是期盼法律能成为弱者坚实的靠山,让公平正义看得见、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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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手稿为本人,利用AI润色打磨使语句段落逻辑更通顺,图片由我的指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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