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赴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被列为此行首要议题。按照美方安排,他将推动东南亚经济体加入硅和平倡议下的星火计划,向采用美国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公共服务的各国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印度尼西亚预计在访问期间宣布加入硅和平倡议,美国还将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宣布8500万美元的技术和资金援助,用于“印太地区”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3个月前,美国国务院还在起草一份信函,面向35个人工智能机遇声明签署方,除美国之外的34国都收到明确警告:如果加入中国主导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被排除出硅和平联盟。同一件事,前后两份口径对照,外界容易读出风向变化:美方不再强硬要求各国在两套人工智能体系之间立刻选边,似乎给了各国两头合作的余地。
这次松口调整的是施压方式,没有改变排他目标;美方从公开的强制切割,转为用资金、技术和援助换取对方接入美国人工智能体系,中小国家拿到的只是谈判节奏上的缓冲,真正的选择空间仍取决于自身技术能力和市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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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披露的信函草案,把美方当时的立场摆得很明白。文件写道,试图加入所有阵营等于一无所有,签署硅和平宣言超越一般会员资格,带有承诺性质;各国不能同时加入目标相悖、内容重叠的倡议。哈萨克斯坦是当时已知唯一同时参与硅和平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国家,这份名单上的位置立刻引起华盛顿警觉。美方当时的思路,是把人工智能供应链整体安全化,要求参与国在制度层面对齐立场,切断中国获取关键资源和应用场景的通路。在美方的分类里,人工智能属于可以支撑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战略资产,这一领域不允许留出并行发展的空间,谁同时挂在两套体系下,谁就需要被纠正过来。信函草案没有点名中国,措辞留了余地,但排他方向没有模糊。
这套硬推的做法,在东南亚地区没获得多少响应。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成立,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五个东南亚国家是创始成员;硅和平倡议在东南亚的签署国只有新加坡和菲律宾两个。数字摆在那里,地区国家对排他要求的接受度有限。东南亚经济体普遍希望同时与美国企业和中国制造商开展合作,政府层面多次表达不愿被迫站队。这里的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合作覆盖算力、数据、模型、标准多个层面,发展中国家算力储备不足、数字基建薄弱,单靠任何一方都填不平这些缺口;而按美方要求完成制度对齐,意味着放弃另一侧已经开展的项目、投资和现成市场。
菲律宾拟议中的硅和平产业中心,框架协议一直没能赶在峰会前敲定,当地原住民社区、学生团体和社会活动组织接连提出抗议,担忧土地流失、环境风险和本国被更深地带入大国技术竞争。东南亚不少国家正处在数字经济起步阶段,电商、智慧城市、政务系统都在扩建,本地企业同时采购中美两边的硬件和软件,哪一方都不愿得罪。美方宣布的8500万美元援助,分摊到整个“印太地区”,每家能分到的额度有限,覆盖不了各国人工智能基建的资金缺口,这也是各国对星火计划热情有限的现实原因。加上美国中期选举受挫,这次出访需要拿出看得见的协议成果,继续硬推排他条款容易空手而归,口径松动有现实层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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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放弃的是公开的强制切割,保留的是体系接入的排他要求。星火计划以发展援助和技术支持为条件,换取各国部署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部署一套人工智能体系,采购几台设备只是表层动作,模型权重、数据接口、算力平台、治理标准都会接入对方生态,后续更换供应商需要迁移数据、重训模型、改造上层应用,成本随使用年限不断累积。援助资金解决的是当下建设资金问题,体系依赖留下的是长期约束。所谓不必二选一,只在框架签署层面成立;进入技术生态层面,接入哪一方体系,后续合作空间就会向哪一方倾斜。美方把原来写在信函里的禁令,换成项目合同里的条件,约束力从公开承诺转向技术依赖,后者更难察觉,解除起来也更费功夫。硅和平倡议的设计者、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10月底至11月初接连走访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在雅加达与印尼高级官员讨论总额超过20亿美元的能源和技术合作协议,资金和项目提前铺路,再借峰会宣布成果,整条路径围绕接入美国体系展开。
哈萨克斯坦的处境,放在这套施压思路下看得最清楚。该国同时参与两大倡议,经济上与中国绑定很深,双边贸易接近490亿美元,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累计中国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在哈中资企业超过8500家,中哈原油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承担着绕开俄罗斯的过境功能;放弃中国的代价刚性且难以逆转,放弃美国的损失集中在高端芯片、前沿技术和西方资本,冲击范围相对较窄。
在美方压力持续的情况下,这类国家更可能拖延表态、按领域分层处理,基础算力和数字基建与一方深化,高端芯片获取和治理标准对接与另一方保持接触。东南亚国家位置类似,手里握着矿产、市场和区位条件,中美双方都需要这些位置,相互竞争给了抬价空间,但空间大小取决于自身议价能力。外部压力压缩的是外交模糊空间,压缩不了国家基于自身利益作出选择的权利;真正能减轻选边压力的,是本国产业能力和多元市场布局。
中亚其余小国更倾向闭口不谈、低调观望,避免成为大国施压的焦点;地区国家普遍不愿在本国领土上形成新的对抗前沿,经济合作和安全协调才是它们愿意接受的定位。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选择会被其他中等国家反复参照,压力怎么落、让步让到什么程度,直接影响后续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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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合作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需要单独拆开看。美国路径走闭源路线,模型权重不对外开放,企业先以低价和补贴培养使用依赖,等技术嵌入客户业务之后再提价、断供、附加合作条件,前沿大模型对境外用户临时断供已有先例,一些韩国企业的项目被迫连夜改道。
中国路径走开源方向,国内主流大模型普遍开放权重,各国开发者可以本地部署、自主微调、二次开发;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培训名额,在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合作过程不附加政治条件。
两类模式留给接收国的主动权不同:闭源体系下,技术迭代节奏和供应连续性掌握在供应商手里;开源体系下,模型可以留在本地运行,数据不出境,调整和升级空间掌握在本国手里。闭源模型的授权费用按调用量和部署规模计算,对财政盘子不大的发展中国家是长期支出;开源模型免费获取权重,本地部署之后只承担算力和运维成本,后续升级可以自主安排。
多家西方行业人士也注意到,开放权重路线在全球南方的接受度持续上升。城市出行、医疗影像、特种作业等领域的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已经进入东南亚多个国家,市场口碑来自产品性价比和适配性,不靠行政指令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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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局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几个方向争取主动。短期接受外部援助启动项目可以理解,长期必须掌握数据本地化部署和模型微调能力,避免整套体系托管在外方平台上。市场层面扩大与不同伙伴的合作,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谈判过程中把技术转移、本地加工、人才培养写进协议条款,让援助项目沉淀为本国产业能力。各国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推进节奏需要按照自身条件安排,没有可以照搬的统一模板。外交上保持与各方的接触渠道,产业上守住数据主权和本地部署底线,两项工作并行推进,才不至于在项目启动之后被合同和技术依赖反过来约束。
美方口径松动,说明硬性选边在国际社会推不开,排他做法遇到现实阻力。压力没有消失,只换了存在形式。各国能不能在两套体系之间保留自主空间,最终要看自身技术底子和市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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