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永年,今年四十二岁,河南新乡封丘县人,在镇上开了间家电维修铺子。
铺面不大,两间门面房,里间堆着拆下来的旧压缩机、废电路板,外间摆着柜台和几台二手电视。
我媳妇叫春桃,在镇中心小学门口卖煎饼,每天早上五点半出摊,下午四点收。
我俩有个儿子,今年上高二,成绩中等,数学差,英语还行。
家里就靠这铺子和煎饼摊,一年到头刨去房租、水电、儿子学费,能剩个两三万就不错了。
日子紧巴,但能过。
我爹走得早,九八年发大水,他开拖拉机救人,自己没上来。
那时候我十岁,弟弟永福才六岁。
我娘一个人拉扯我们俩,种了三亩地,农闲时去砖窑厂搬砖,手上全是血泡。
大伯和二叔那时候已经分了家,各自过各自的。
大伯叫赵永富,比我爹大五岁,早年在郑州搞建筑,后来包工程,据说身家早过百万了。
二叔叫赵永贵,比我爹小两岁,在县城开建材店,后来又买了几套门面房收租,日子也宽裕得很。
分家的时候,我爹那份三亩地,大伯和二叔一人占了一亩半。
我娘去找他们理论,大伯说地是他帮着种的,该归他。
二叔说当初我爹借了他两千块钱没还,地抵账。
我娘一个妇道人家,争不过两个大伯子,哭了一场,就算了。
后来大伯和二叔日子越过越红火,盖了楼房,买了车。
我们家还是那三间土坯房,漏雨,用塑料布蒙着顶。
逢年过节,我娘带着我去大伯家拜年,大伯娘端出瓜子花生,让我娘坐门槛上吃。
二叔那边更绝,直接说"别来了,怪麻烦的"。
我娘不去了。
她跟我说:"永年,咱不靠他们,你和你弟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了,腰杆子硬了,谁也不敢小瞧你。"
我咬着牙点头。
可我没出息。
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去学了修家电,学了三年出师,在镇上租了间铺子。
弟弟永福争气,考上了郑州一所大专,学的是机电一体化。
毕业后在郑州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后来跳槽去了深圳,现在在一家电子厂做车间主管。
他比我强。
我娘六十三那年查出来胃癌,晚期。
我带她去县医院,医生说没法治了,回去想吃啥吃啥吧。
我哭了一路。
大伯和二叔听说后,每人出了五百块钱,托人捎来的,人没来。
我娘走的时候,大伯来了,站在灵堂门口,鞠了三个躬,没进屋。
二叔没来,托人带了个信封,里面三百块。
我弟弟从深圳赶回来,跪在灵前,哭得昏过去两次。
我站在旁边,没哭。
不是不难受,是哭不出来了。
从那以后,我跟大伯、二叔两家彻底断了来往。
不是记仇,是没必要了。
你人活着的时候不来,死了来装什么孝子?
我三十八岁那年结婚。
春桃是邻村的,大我两岁,之前在东莞电子厂打过工,回来后经人介绍认识的。
她不嫌我家穷,我也不嫌她年纪大。
两好搁一好,就这么定了。
结婚前,我犹豫过要不要通知大伯和二叔。
春桃说:"你定,你想请就请,不想请就不请。"
我想了三天,最后没通知。
不是赌气,是觉得没必要。
人家是百万富翁,我一个修家电的,请了人家也不一定来。
来了,坐一块儿也尴尬。
不请,倒省了人家为难。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镇上饭店摆了六桌,都是春桃那边的亲戚和我几个朋友。
我弟弟从深圳飞回来,随了五千块钱的礼,说:"哥,这是我攒的,你拿着。"
我没要,退给他了。
他说:"哥,你别跟我见外。"
我说:"你在外头不容易,留着过日子。"
最后他硬留了两千,我收了。
婚礼那天,没人缺席,也没人多嘴。
热热闹闹的,挺好。
后来我听说,大伯和二叔知道我没通知他们,在村里说了闲话。
大伯说:"这孩子,翅膀硬了,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
二叔说:"穷横,请不起就直说,还装清高。"
村里人传给我,我没当回事。
春桃说:"别往心里去,咱过自己的日子。"
我说:"不去。"
日子就这么过着。
我修家电,春桃卖煎饼,儿子上学,平平淡淡。
去年秋天,出事了。
我弟弟永福在深圳那边出了工伤,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冲压机压断了半截。
工厂说是他操作不当,只赔了三万块,还扣了他一个月工资。
他拿着那三万块,在医院做了接指手术,没接活,医生说神经已经坏死了。
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哑得不像他。
他说:"哥,我想回来。"
我说:"回来吧,家里有你一口饭。"
他回来说想在我们镇上开个手机贴膜和配件的小摊,问我有没有合适的门面。
我帮他找了一间,在镇中学对面,一年租金一万二。
他手不方便,我帮着他进货、摆货、贴膜,练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能单手操作。
生意一般,一天挣个五六十块,勉强糊口。
今年开春,大伯和二叔突然找上门了。
那天是周六,春桃出摊去了,我在铺子里修一台旧冰箱。
门口停了辆黑色轿车,下来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
我抬头一看,是大伯和二叔。
大伯比以前更胖了,肚子腆着,穿着件黑色夹克,皮鞋锃亮。
二叔瘦了些,头发白了大半,拄着根拐杖。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螺丝刀还攥着。
大伯先开口,说路过镇上,顺便来看看我。
二叔在后面跟着,没说话。
我放下螺丝刀,擦了擦手,说:"进来坐吧。"
大伯没进铺子,站在门口看了看,说:"你这铺子还行。"
二叔往里瞅了一眼,说:"永年,你这手艺还行吧?"
我说:"凑合,饿不死。"
大伯说:"你弟呢?听说回来了?"
我说:"在中学对面摆摊呢。"
二叔说:"手伤了?"
我说:"嗯,工伤,少两根指头。"
大伯和二叔对视了一眼,没接话。
大伯从兜里掏出个红包,递给我,说:"永年,大伯也没啥表示,这个你拿着。"
我没收。
我说:"大伯,你这是干啥?"
大伯说:"你结婚那年,大伯没去,也没随礼,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这个你拿着,算大伯补的。"
我看了看那个红包,没接。
我说:"大伯,那事过去就过去了,不用补。"
大伯把钱放在柜台上,说:"你拿着,大伯的心意。"
二叔也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说:"二叔的也补上。"
我看着柜台上的两样东西,心里头五味杂陈。
我说:"大伯,二叔,你们有啥事就直说吧。"
大伯和二叔又对视了一眼。
大伯清了清嗓子,说:"永年,你堂哥,就是永强,在郑州出了点事。"
我愣了一下。
永强是大伯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听说在郑州搞房地产中介,前几年赚了些钱。
大伯说,永强去年跟人合伙搞了个楼盘分销,投了八十万进去,结果开发商跑路了,钱全打了水漂。
现在外面还欠着四十多万的债,催债的天天堵门。
大伯想让永强回来躲一阵,问我能不能帮忙在镇上找个地方住。
二叔也开口了,说他那边也有事。
他儿子永刚,在县城开的那家建材店,因为卖了一批不合格的水管,被人告了,要赔三十多万。
二叔说,永刚想来镇上避避风头,问我能不能收留几天。
我听完,半天没说话。
大伯和二叔站在铺子里,看着我。
大伯说:"永年,大伯知道以前对不住你娘,对不住你。可现在你堂哥堂弟有难,你帮一把,大伯记你的好。"
二叔说:"永年,二叔以前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这次你帮了,以后你有啥事,二叔一定帮。"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两个人。
他们头发都白了,脸上的褶子比我记忆里深了好多。
大伯的皮鞋上沾了泥,二叔的拐杖头磨得发亮。
他们老了。
跟我记忆里那个趾高气扬的大伯、那个冷着脸的二叔,不一样了。
可我还是没马上答应。
我说:"我得跟我媳妇商量一下。"
大伯说:"应该的,应该的。"
二叔说:"你商量,你商量。"
他们走了,留下柜台上的红包和信封。
我没动。
春桃回来后,我把事情跟她说了。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弟咋说?"
我说:"还没跟他说。"
她说:"你弟刚回来,手又伤了,咱家也不宽裕。再收留两个,吃饭都是问题。"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但你要是想帮,就帮。我不拦你。"
我看着她,心里头一热。
我说:"让我想想。"
晚上,我弟永福来了。
他在中学对面收了摊,过来吃晚饭。
我跟他一说,他闷了半天,说:"哥,你帮不帮都行。但我觉得,咱爹走得早,就剩咱俩了。大伯二叔再不对,也是咱亲叔伯。"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要是帮,我出力。永强和永刚来了,我帮着照应。"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给大伯打了电话,说让他们来吧。
大伯在电话里连声说谢谢,说永强过两天就到。
二叔那边我也打了电话,他说永刚已经在路上了。
一周后,永强和永刚先后到了镇上。
永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件皱巴巴的衬衫。
永刚倒是还精神,就是脸色不好,眼珠子转得快,一看就是心里有事。
我让他们住在我家后院那间空房里,以前是放杂物的,我提前收拾了一下,铺了两张床,买了蚊帐和凉席。
春桃多做了几个人的饭,每顿多添两瓢米。
永强来了头两天不说话,闷在屋里抽烟。
永刚倒是活络,到处串,跟春桃搭话,帮着搬个东西什么的。
我弟永福跟他俩聊过几次,说都是自家兄弟,有啥事一起扛。
永强听了,眼圈红了,说:"永年,我对不起你。以前过年回来,我嫌你这穷地方,连顿饭都没请你吃过。"
我说:"过去的事了,不提了。"
永刚也说:"二叔以前说话难听,我跟着学了不少。永年哥,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说:"都过去了。"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来。
家里多了两个人,开销大了,春桃的煎饼摊每天多和五斤面。
我铺子里的生意也帮衬着,永刚手头活,帮我搬个旧家电、递个工具什么的。
永强手笨,但会开车,有时候帮我去县城拉货。
一晃过了两个月。
永强的债主找到了镇上,在铺子门口堵了他一次。
我出面说了几句,人家看我一个修家电的,也不像有钱的,骂了两句走了。
永刚那边,他媳妇打来电话,说法院传票又来了,要他回去应诉。
永刚愁得睡不着,半夜在院子里抽烟。
我陪他坐了一会儿,说:"回去吧,躲不是办法。该赔的赔,赔不起就走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是多少。"
他说:"哥,我怕进去。"
我说:"不进去最好,进去了也不丢人,该承担的承担。"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后来永刚回县城了,永强也回了郑州,说要找份工作重新开始。
走之前,大伯又来了一次。
这次他没坐轿车,坐的城乡公交,拎了一兜橘子。
他站在铺子门口,说:"永年,大伯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娘。你娘在的时候,我一分力没出。你结婚,我没去。你弟受伤,我没管。"
他顿了顿,说:"你是个好人。"
我鼻子一酸,说:"大伯,别说了。"
他说:"我得说。你帮了永强,大伯记一辈子。"
我送他到公交站,他上了车,从车窗里冲我摆了摆手。
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扬起的灰尘,心里头说不上来的滋味。
回到家,春桃在厨房做饭,我弟在院子里给手机贴膜。
永强和永刚虽然走了,但家里好像没那么空。
春桃跟我说:"你做得对。"
我说:"啥对不对的,都是一家人。"
她说:"以前不是,现在算是了。"
我笑了笑。
晚上吃饭,四个人围在一张小桌上,菜不多,一盘炒茄子,一盘西红柿鸡蛋,一盆紫菜蛋花汤。
我弟说:"哥,永强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以后挣了钱,第一个还你。"
我说:"他欠的是债主的钱,还我干啥。"
我弟说:"他说你帮了他,他记着。"
我没说话,扒了口饭。
春桃说:"永年,你大伯二叔那边,以后还来往不?"
我想了想,说:"来就接着,不来也不去。"
她说:"行。"
日子还是那样,紧巴巴的,但心里头好像松快了些。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死咬着不帮,现在会怎样?
大伯和二叔大概再也不会登门了,两家就彻底断了。
可断了又怎样?
他们老了,我也快五十了。
再恨下去,恨给谁看?
我娘要是还在,她肯定不会让我帮。
但她也不会让我不帮。
她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从来没说过恨谁。
她只会说:"永年,做人要厚道。"
我做到了吗?
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天大伯站在铺子门口,把红包放在柜台上的时候,他手是抖的。
一个百万富翁,手抖了。
就为那几百块钱的红包。
人啊,到老了才明白,钱能买房子买车,买不来人心。
可人心这东西,也不是用钱能还的。
你拿真心换真心,哪怕晚了几十年,也不算迟。
如果换作是你,面对当年冷落过你的亲人,在落难时登门求助,你会选择开门还是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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