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表弟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一沓资料,指节发白。
表弟说不清是气的还是慌的。表弟老婆被公司辞退了,怀孕四个月,干了三年半,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辞退理由是“岗位撤销”,赔偿方案是N加一,就差没把辞退通知书拍到表弟老婆脸上。
我刚把材料翻完一遍,表弟就往前探了半个身子:“哥,你说我老婆被公司辞退的劳动官司能不能打?能赢不?能拿多少?”
我说你先别急,我一条一条跟你讲。
表弟忙不迭点头,眼神里全是信任。
我告诉他,第一,公司这个“岗位撤销”站不住脚,你老婆那个岗位现在就两个人,另一个还正常上班,你老婆所在岗位还有其他员工正常在岗的事实就证明岗位没有消失。
第二,她怀孕四个月,劳动合同法第42条明确规定,孕期女员工不得无过失性辞退,公司拿“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之外的理由来动你老婆,程序上就是违法的。
第三,你要申请的不仅仅是违法解除赔偿金,违法解除赔偿金要双倍,还有孕产期工资、社保、生育津贴损失,一条都不能漏。
我把诉讼策略、证据清单、时间节点、甚至提交劳动仲裁之后可能出现的调解价码,全给表弟算好了。
我还告诉他,公司HR大概率会在仲裁庭上拿“绩效不合格”做文章,你回头把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绩效考核通知、工资条、聊天记录全部截屏保存,尤其是有没有白纸黑字的书面警告,先给我看。
我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表弟听完,猛地站起来,拍了一下大腿,说:“哥!太好了!那我回去办!”
然后表弟走了。
两个月后,我接到表弟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嘈杂,表弟在菜市场。表弟说哥,我老婆被辞退的那个案子结束了,仲裁结果下来了,二十一万。
我说那挺好的,恭喜你。
表弟说谢谢哥,回头请你吃饭。
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边,手里举着已经挂断的手机,看了半天屏幕。我忽然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
不是失落,也不是委屈。就是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后来有一次回家,我妈在厨房炒菜,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说:“你弟弟那个案子,是不是你帮忙弄的?你弟弟他爸可高兴了,说二十多万呢,够给娃好几年的奶粉钱了。”
我说对,我帮他把思路理清了一下。
我妈说那你怎么不多要一点?你弟弟他爸说还能再往高了谈的。
我没吭声。
真正让我心里那根弦绷紧的,不是表弟承诺的这顿饭没请。
是三个月前我大学室友老周的事。
老周在银行当信贷部主管,去年被调到了一个边缘部门,名义上是“平级交流”,实际全年绩效为零,年终奖直接砍半。老周又气又冤枉,觉得是被某位领导穿了小鞋,真要走了又不甘心,毕竟在这个行熬了十二年。
老周找到我,约在一家小烧烤店,要了一打啤酒,喝到半夜。
老周说,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能不能举报给我穿小鞋的那位银行领导?给我穿小鞋的那位银行领导今儿在市场的违规操作事,底下人都知道,你以为我想干这些?我不干我下个月就被踢出去。
老周喝得脸通红,问我,你说,我要是把材料捅上去,我会不会也被弄下来?
我看着老周的眼睛,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知道答案。
我知道老周手里那些材料指向的是什么级别的官员,我知道老周举报之后大概率会被冷处理一到两年,我也知道老周的直属领导现在不动老周只是因为还没到时候。但我没有把这一切都告诉老周。
我只说:“如果你一定要走,先把退路铺好。你老婆那个公司缺人,你老婆之前跟我提过,你要不要先去看看?”
老周瞪了我一眼,说:“兄弟,我让你帮我分析,你怎么跟我媳妇一样,说这些没用的?”
然后老周又灌了一杯。
我把话咽回去了。
我其实知道,老周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办完最后一件贷款审批,漂亮地收尾,然后拿着一封体面的推荐信去新银行。老周手里那些材料,留着,以后有用的时候再用。
但我说不出口。
因为老周是我兄弟,老周现在被气得昏了头。如果我告诉老周这口气不能出,老周会觉得我站在给老周穿小鞋的那位银行领导那边说话。
后来老周还是去举报了。
材料递上去后,无人问津。三个月后老周被解聘,理由是“岗位优化”。老周的妈妈气得住院,老周去病房守着,给我发了条微信,说:“大哥,我当时该听你的。”
我回了句:“别多想,先好好照顾阿姨。”
发完这条消息,我靠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
我发现我越来越怕接咨询电话了。
不是怕麻烦,是怕我太“掏心窝子”。
当律师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教训不是输了多少官司,而是我发现,有些答案,不能全给。
我爸那傻老头子至今都不理解我的工作。
上回端午节回老家,邻居王叔过来串门。王叔的儿媳妇生了二胎,跟婆家闹矛盾,气头上直接抱着孩子回了娘家,王叔的老伴急得睡不着觉,听说我是律师,跑来问我:“你说,她这算不算抛弃家庭?我们家能不能要回孙子的抚养权?”
我爸在旁边嗑着花生米,眼都没抬,说:“你问他干嘛?他懂个屁。”
我爸嘴上损我,实际上是想让我别说话。
我确实没说话。
倒不是我冷漠,而是王叔那个问题,答案本身就是个坑。
王叔的儿媳妇没犯法,没有遗弃,没有家暴事实,孩子也还小,法律上几乎不可能判走抚养权。王叔家儿媳妇抱着二胎回娘家引发的抚养权争议的本源是家庭矛盾,不是法律问题。
如果我一本正经地告诉王叔“打官司赢不了”,王叔会觉得我是在偏袒女方。如果我建议王叔去起诉,纯粹就是烧钱,还把王叔家孩子往法庭上推。
王叔看我半天不吭声,脸色有些不好看,转身走了。后来据我妈说,王叔回头跟我爸嘟囔了一句:“你儿子是律师,连个话都不敢说。”
我爸说:“他不懂事,别跟他计较。”
我妈后来问我为什么不理人家,我说:“理了也是白理,王叔要的不是答案,是帮他说话的人。”
我妈愣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那你以后少接这种案子,省得受累不讨好。”
我说:“那我转行?”
我妈说:“转吧,反正你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笑了笑,没再接话。
其实我妈说得不对。我挣钱,但挣得并不是我想要的“回报”。
有一回,一个陌生当事人找到我。中年女人,家里开小饭馆,被对门同行使阴招举报卫生不合格,市场监管来查了三回,每次查出来都是小问题。中年女人说她气得想报警。
我说你报警没什么用,这个得从证据入手,你先把你隔壁那家店和市场监管的人之间有没有利益往来查一查,另外,你店里的进货单、消毒记录、员工健康证,全都给我补齐。
中年女人愣了一下,说:“律师,你跟我说这么多,万一我最后不请你,你不是白忙活?”
我说没关系,你先回去做这些事,做完了我们再谈下一步。
中年女人后来也没请我。
三个月后,中年女人给我发了条微信,说她那家店保住了,检查全过,隔壁那家反倒因为别的被查了。中年女人说:“谢谢你,律师,你真是个好人。”
我看着中年女人发来的那句话,想了很久。
“好人”这两个字,有时候真不是夸奖。
我们这行,被人叫过“讼棍”,叫过“吸血鬼”,叫过“钻法律空子的”。现在又多了个称呼——“狗头军师”。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三个字的。
因为军师起码说明,人家承认你在帮他排兵布阵。狗头嘛,可能就是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装,不端着。
但我越来越明白,做律师,最难的并不是帮人打赢官司,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话说到什么程度。
你全说透,当事人未必能懂。你全说出来,当事人可能反过来咬你一口。你故意不说,当事人觉得你没本事。
这杆尺子,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拿捏准。
我师父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做律师,要耐得住寂寞。案子赢了,你是工具;案子输了,你是替罪羊。很多时候,你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来自于当事人的感谢,而是来自于你确认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我师父说这话那年,我还不服气,觉得我师父太悲观了。
现在我信了。
表弟承诺的那顿饭,到现在也没请成。
前两天表弟又给我打电话,说表弟儿子的百日宴,让我务必到场。
我说好。
我妈在旁边嘀咕:“这弟弟是真抠,办二十几万的案子,连个水果篮都不送。”
我说算了,表弟他妈给我煮过一碗面。
那是我刚毕业最难的时候。
一个人租在城中村,交了房租只剩一百多块钱,连着吃了三天泡面,实在是吃恶心了,就去表弟家里蹭饭。表弟他妈看见我进门,什么也没问,给我煮了一碗青菜鸡蛋面,卧了两个蛋,汤底还用猪油渣炸过。
那碗面热乎乎地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职业再苦,也值得做下去。
人活着,不就是图这一口热乎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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