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披露了一段此前没有公开的外交交涉内幕:2025年11月,高市早苗曾经考虑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列为不受欢迎人员,要求中方将其召回,甚至准备直接采取驱逐措施。日本政府原本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可以控制规模的外交施压,没想到北京传递的反制信号超出了东京预期。中方明确表示,如果日本驱逐一名中国外交人员,中方将驱逐两名日本外交人员。日本政府经过权衡,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这件事情最值得研究的,不是外交官人数上的一比二,而是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在已经放出强硬信号后突然改变主意。外交冲突往往有一个特点:公开表态容易,真正把表态变成国家行动却需要承担成本。高市政府可以利用强硬言辞争取国内支持,却无法保证外交报复不会伤及日本自身利益。
要理解这场风波,必须把时间拨回2025年11月7日。当时,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谈及台湾地区发生紧急情况时日本可能采取的行动。她将涉及武力使用的相关情形与日本法律中的“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这不是普通的地区安全讨论,因为日本一旦作出这样的法律认定,就可能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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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平安全法制》于2015年通过,对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设置了严格条件,其中包括日本生存受到威胁、国民生命自由面临根本危险,以及没有其他适当手段等要求。高市把台湾地区局势与这一法律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让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进入日本安全政策的军事讨论范围。
这也是中方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日本既没有资格干涉,也不应当借助国内法律概念为外部军事介入制造依据。日本曾经对台湾实行长期殖民统治,在台湾问题上更应该严格遵守历史承诺,而不是在安全政策中释放模糊信号。
2025年11月8日,薛剑在社交平台发表了针对高市早苗的激烈言论,措辞涉及人身威胁,随后删除。这种表达方式明显不符合正常外交沟通的要求,也让日本政府获得了向中方提出抗议的理由。需要区分的是,外交人员的个人不当表达与日本首相涉台政策引发的国家间争议,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用其中一个问题掩盖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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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党内部随后出现要求驱逐薛剑的声音。对日本保守派而言,驱逐中国外交官可以成为一项具有政治传播效果的措施:既能展示政府强硬,也能向国内支持者表明,日本不会容忍外国外交人员发表针对本国领导人的激烈言论。
但外交政策不能只考虑国内政治效果。驱逐外交官属于相当严厉的外交手段,一旦实施,就会让原本还可以通过交涉解决的争议转变成双方外交机构之间的直接冲突。
2025年11月中旬,高市召集官房长官木原稔及外务省有关官员讨论后续处置。据2026年11月《读卖新闻》的报道,她要求有关部门向中方传递明确的信息:如果中方不尽快召回薛剑,日本就可能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人员,要求其离境。
这项措施在国际外交制度中有明确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九条规定,接受国可以随时通知派遣国,宣布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人员,派遣国应当召回有关人员或者终止其职务。接受国并不需要先取得对方同意,也不必向对方解释具体理由。
但这项权力并不意味着使用它没有代价。外交关系讲究相互尊重和履行义务,一旦一方动用驱逐手段,另一方也可能通过外交对等措施回应。国际公约并没有规定必须按照一比一或者一比二驱逐,具体反制规模属于国家根据形势作出的政策选择。
日本政府原本考虑的就是一种有限度的对等交换。据日本媒体披露,东京当时预计,中方可能驱逐一名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双方各有损失,事情也就能够暂时收场。
真正让日本改变判断的,是中方给出的回应。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在北京与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交涉时,传达了日方考虑采取的措施。根据《读卖新闻》披露的内容,刘劲松当场明确提出,如果日方驱逐一人,中方就驱逐两人。这个信号让日本意识到,原本设想的一次有限外交交锋,可能发展成更大规模的人员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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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别非常重要。严肃的国际局势分析,不能把媒体引述的内部交涉细节写成双方已经签署的正式协议,也不能把日本政府暂缓驱逐理解为中日双方已经达成某种外交妥协。
2025年11月中旬,东京收到北京的回应后,高市政府没有继续推进驱逐程序。按照《读卖新闻》的披露,日本政府担忧后续报复措施会让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决定暂缓行动。一名日本政府人士将其解释为给双方保留对话空间的艰难决定。
这就是标题所说的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日本先把驱逐措施摆上桌面,试图利用外交压力迫使中方接受日方要求;等到中方明确说明可能付出的代价,日方又选择不再向前推进。强硬姿态没有转化为实际驱逐行动,反而暴露出日本对冲突升级成本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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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交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机构并不只有驻华大使馆。日本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重庆等地设有总领事馆,另有其他领事机构承担地方事务。它们联系地方政府、服务在华日本公民、处理签证和经贸交流,也承担收集地方经济信息、维护日本企业利益等工作。
如果外交人员接连被要求离境,影响就不只是两国政府之间少了几次会面。领事服务需要重新分配,原有人员的工作要由其他机构接手,地方交流也会受到影响。尤其在中日关系已经紧张的情况下,任何一处外交机构的工作能力受到削弱,都可能增加双方处理突发事件的难度。
这笔账,日本政府不可能不算。日本企业在中国有长期投资和生产布局,汽车、机械、电子、化工、零部件等行业与中国市场联系密切。日本企业既需要中国市场,也需要稳定的物流、人员往来和商业环境。两国关系恶化时,企业首先面对的不是外交辞令,而是订单、供应商、人员派遣和经营预期。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日本车企在中国经营多年,形成了本地生产、零部件采购、销售服务相互衔接的体系。即使企业能够逐步调整部分供应来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完整产业链搬到其他国家。精密机械和电子制造同样如此,部分材料和零部件替换还需要重新进行质量认证和生产测试。
稀土及关键材料的问题更加值得关注。日本过去多年一直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希望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但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能够马上摆脱产业链联系。矿产开采、分离加工、材料制造、磁性元件生产和终端设备制造,是不同的产业环节。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出现供应波动,企业就可能面临成本增加和交货周期延长。
因此,日本政府在处理外交争端时,必须同时计算政治、安全和经济三笔账。对华强硬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部分国内舆论支持,但如果因此引发更广泛的外交摩擦,承受经营压力的可能是大量日本企业和普通从业者。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在驱逐问题上没有继续冒险。
再看高市早苗的国内政治处境,她面临的矛盾同样明显。
日本保守政治力量长期强调强化防卫能力、扩大自卫队作用以及加强日美安全合作。高市在涉台问题上发表强硬言论,符合部分保守派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也有利于巩固其政治支持基础。但日本社会并不是只有安全强硬派,经济界、地方政府以及重视中日交流的群体,同样希望维持稳定的对华关系。
这意味着高市政府不能只考虑保守派选民的态度。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国内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地方经济发展等问题也需要政府投入精力。如果外交摩擦不断扩大,政府就必须分出更多资源应对外部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在调整自身防卫政策。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推进西南方向的防卫部署,发展远程导弹能力,并加强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日本政府将这些行动解释为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的必要措施,但从地区国家的角度看,日本军事政策的变化显然值得高度关注。
2026年8月,日本发布年度《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军事活动列为重要安全议题,并讨论地区军事力量变化。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严正交涉,指出日本不应借所谓安全担忧干涉中国内政,也不应利用外部威胁为自身军事扩张寻找理由。
这里有一个必须讲清楚的战略问题: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不代表它就能够随意改变地区安全格局。日本的安全体系与美国存在高度联系,军事部署、情报共享、武器采购和作战协调都受到日美同盟框架影响。一旦日本主动将自己置于中日军事对抗的前沿,它需要承担的风险远远不止外交层面。
特别是在台湾地区问题上,日本必须清楚认识到,地理位置接近并不等于拥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日本如果把自身安全与台湾地区局势进行不恰当捆绑,甚至试图以军事力量介入,就可能让原本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
进入2026年11月,这场风波的后续意义更加突出。
11月6日,距离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正好还有一天就满一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日方一年以来没有拿出反思纠错的诚意和行动,中方要求日本尽快纠正错误言行,并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
同一天,高市早苗向日本媒体表示,中国是重要邻国,日本仍然希望通过对话处理双方存在的问题,并谋求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但这番表态与她是否愿意纠正此前的涉台错误言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希望对话,不等于已经消除造成关系恶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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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读卖新闻》公布驱逐风波的内幕,恰好让外界看到日本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时的矛盾:一方面不愿意在国内政治压力面前显得退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因为一次驱逐行动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外交报复。
11月11日,联合早报又披露,中日双方围绕高市早苗在深圳APEC会议期间与中方举行正式会谈的协调并不顺利。日本方面希望争取高层沟通机会,但双方在会谈安排上仍存在障碍。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即使出现礼节性接触,也不意味着两国关系能够立即恢复正常。
截至2026年11月15日,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尚未举行。中国外交部已经确认,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举行。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天,是观察中日关系走向的重要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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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市政府来说,参加国际会议固然能够提供沟通机会,但不能指望通过一次握手、一张合影就绕过两国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中日关系要恢复正常,关键不在礼宾安排,而在日本是否愿意正视此前的错误表态。
从军事观察角度看,这次外交风波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国家之间的较量并不总是通过军事力量直接展开。外交人员配置、经济联系、国际规则、政策反制和舆论环境,都可能成为国家维护利益的重要工具。
中方提出的反制警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日本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先把可能产生的后果计算清楚。日本原本认为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可以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却发现对方并不打算按照东京预设的剧本回应。日方必须重新评估行动收益与后续风险,原先的计划也就失去了继续执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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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一比二的外交人员反制本身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全部走向,更不能把一次交涉简单理解成双方实力的全面比较。真正重要的是,中方通过明确表达立场,让日本认识到,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不存在单方面施压而不承担后果的空间。
日本如果希望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就应该明白,影响力不等于不断提高对抗强度。一个国家可以加强自身防卫,也可以发展正常的国际合作,但不能把别国的核心利益当成国内政治动员的工具,更不能把历史责任抛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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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于日本而言,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也不是可以根据国内政治需要随意调整的选项。
这场外交风波给高市政府留下的教训相当直接:强硬姿态可以摆出来,驱逐命令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国家决策不能只看一时的政治声势。当反制措施摆在眼前,当外交和经济成本需要真正承担时,东京还是选择了收手。
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正是这次外交风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日本暂缓驱逐中国外交官,只是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外交冲突,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原则问题上退让。接下来,日本能否在涉台问题上纠正错误,才是中日关系能否走出僵局的真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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