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9日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农场,一架苏联安—24客机突然降落在农田里。飞机在结冰的地面上滑行了三百多米,才停在一片狭长的麦茬地上。
附近村民很快围了过来。那时中苏关系仍处在低潮,印有“苏联”标志的客机出现在中国境内,谁也不清楚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省里的公安、外事和民航人员连夜赶往现场,周围气氛十分紧张。
飞机上一共有3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人员没有受伤。副驾驶打开舱门后走下飞机,用手势向中方人员说明,飞机是被他劫持并迫降到中国的,他希望留在中国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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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让现场人员意识到,眼前并非普通的飞行事故。副驾驶随后接受审查。据其交代,他对所在民航单位一些领导的做法长期不满,曾试图反映问题,却认为申诉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自己还遭遇了工作上的压制。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驾驶飞机离开苏联。
他选择中国,并不代表当时两国关系已经恢复正常。对这名副驾驶来说,中国只是一个能够迫降、也可能获得保护的邻国。对中国而言,突然出现的苏联客机,则牵涉人员安全、外交关系和国际影响,处置必须格外谨慎。
最棘手的麻烦很快出现了。
12月的齐齐哈尔,夜间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安—24属于短途客机,机上燃油有限,暖气不能长时间开启。乘客原本只准备了普通出行衣物,其中还有妇女和孩子,许多人根本无法抵御东北严寒。
中国工作人员先送去食物和饮用水,又准备了棉衣、被褥等物资。外事人员王耀臣能够熟练使用俄语,他赶到现场后,反复向乘客解释,中方只想保障他们的安全,并没有任何强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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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太冷,请大家先到车里取暖。”
机组人员却没有立即同意。他们担心离开飞机后失去控制,也坚持要等候苏联方面的处理。中方只好把两辆面包车开到飞机旁,打开暖气,再把面包、奶酪、肉罐头等食品送上飞机。
这一夜,飞机成了双方小心维持的临时空间。中国工作人员站在寒风中,既要防止人员冻伤,又不能让乘客产生被扣留的误解。这样的处置看似简单,实际每一步都牵涉外交分寸。
天亮以后,乘客的戒备逐渐松动。有人下车取暖,有人接受中方提供的衣物。中国方面又提出将他们送往齐齐哈尔市休息,等候苏联政府派人接回。起初,机组仍然犹豫,直到苏联驻华使馆同意转移,乘客才收拾行李离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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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乘车抵达齐齐哈尔,随后转往哈尔滨。中方安排了住宿、餐饮和医疗照料,尽量让这些突然进入中国的苏联公民保持正常生活。相关人员还不断向他们说明行程安排,避免因语言和制度差异产生误会。
12月21日上午,苏联方面派专机前来接人。临行前,齐齐哈尔市有关方面为每名苏联客人准备了一件羽绒服。这样的衣物在当时并不常见,不少乘客挑选后连连称谢,认为衣服轻便而且保暖。
机场贵宾室里还举行了简短的欢送活动。中方准备了地方食品和饮品,双方人员发表讲话,气氛比刚见面时轻松许多。有人交换手表,有人留下通信地址,原本充满戒备的一群人,已经开始主动与中国工作人员交谈。
宴席将结束时,一名苏联乘客说:“要是能多留几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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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来意,而是说明短短两天的接触,已经改变了最初的紧张情绪。对他们来说,中国工作人员提供的食物、棉衣和取暖安排,都是在意外处境中得到的直接帮助;对中方来说,这也是一次必须谨慎完成的人道处置。
苏联客人离开后,飞机仍留在长吉岗农场。中方公安和武警人员继续在严寒中看守,直到苏联专家组到场检查。1986年元旦后,苏联专家确认飞机状况可以恢复飞行,补充燃油并准备航图,随后将飞机驾回苏联。
那名副驾驶没有随同返回。1986年3月4日,中国方面依法对其作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年。此后,他被提前遣送回苏联。
整起事件持续时间不长,却让两国工作人员在具体事务中重新建立了接触。飞机迫降带来的并不是一场被精心安排的访问,乘客的防备、寒冷中的等待、反复协调的转移,以及机场那场简短的送别,构成了这段特殊经历的全部细节。中苏关系的缓和有其复杂背景,但长吉岗农场的雪地,确实留下了一个普通人能够看见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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