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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玉武 | 东京审判开庭80年:人权保障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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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开庭80年:
人权保障水平比较

——从战犯审判中的程序权利,到现代刑事司法中的国家追诉权约束

比较法刑辩

法律制度比较 · 程序权利分析 · 中国刑事诉讼改革路径

摘要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2026年5月3日,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时领导人时,已经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程序规则》,确立了被告人获得明确指控、使用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选择辩护律师、询问证人、申请调取辩方证据及获得公开判决等程序保障。

80年后的今天,中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建立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律师会见、阅卷、非法证据排除、无罪判决、两审终审及死刑复核等制度。但在若干关键程序权利上,仍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不够充分;关键证人出庭受法定条件及法院判断影响;被告人本人直接阅卷权缺少明确制度;完整沉默权尚未确立;律师讯问在场权缺位;侦查阶段证据知悉有限;羁押审查主要由检察机关承担,尚未形成普遍的独立法官羁押听证制度。

本文以1946年东京审判的原始法律文件和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对两套制度的权利配置进行逐项比较,重点讨论人身自由、律师帮助、无罪推定、沉默权、证据开示、直接言词、非法证据排除、司法独立、上诉救济及国家赔偿,并提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路径。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刑事诉讼现代化的第一性原理,不是国家能否更加高效地发现和惩罚犯罪,而是国家在追诉犯罪过程中是否受到足够严格的法律约束,以及个人是否拥有足以抵御国家刑罚权的程序性权利。

关键词:东京审判;刑事诉讼;辩护权;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沉默权;证据开示;羁押审查;程序正义;控权之辩

引言:80年前的东京审判,为什么仍然值得重新审视?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8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东京审判,不应仅仅停留在战争责任、历史评价和国际法秩序层面,还应当提出一个具有现实法治意义的问题:80年前,作为侵略战争责任追究对象的日本战犯,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享有哪些程序性权利?80年后的今天,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哪些权利?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制度差异?

这个问题的价值,并不在于简单地将东京审判与中国刑事司法作优劣排序,而在于借助一个特殊的历史样本,检验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程度。东京审判并不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完美范本。它具有军事占领背景,法庭的组成、管辖权、法律适用、证据规则和救济机制均存在重大争议。它既体现了战后国际刑事司法对个人刑事责任的确认,也保留了军事法庭程序的特殊性。

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通过具体制度逐项考察:国家能否任意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能否及时获得律师帮助;国家是否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是否享有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控辩双方能否实质平等地调查和质证证据;证据是否必须经过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法官能否独立于追诉机关作出裁判;被告人是否享有有效的上诉和司法救济;国家违法追诉造成损害时,个人能否获得赔偿。

一、比较的第一性原理:刑事诉讼现代化究竟以什么为尺度? (一)国家刑罚权必须受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约束

传统的刑事司法评价,往往侧重侦查效率、破案率、定罪率和刑罚执行效率。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国家追诉犯罪的能力,却不能充分反映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强大的侦查能力,却没有充分的律师帮助制度;可能拥有严格的刑罚体系,却缺少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也可能拥有形式上完备的辩护制度,却使辩护律师无法有效参与证据调查。

实体刑法解决什么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犯罪、国家可以施加何种刑罚;刑事诉讼法解决国家通过什么程序证明一个人实施了犯罪,以及证明过程中必须遵守哪些限制。实体法的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国家将什么行为认定为犯罪;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限制国家以什么方式追究犯罪。两者共同构成刑罚权的法律边界。

(二)程序权利将被追诉人从调查对象转变为诉讼主体

现代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应仅仅是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对象,而应当是能够参与程序、提出主张、反驳指控、申请调查、质疑证据并寻求救济的权利主体。这种主体地位至少包含四项基本能力:知情能力,即知道自己被指控什么、依据是什么;防御能力,即获得律师帮助并准备辩护;对抗能力,即调查证据、质证证据和反驳指控;救济能力,即向独立裁判机构提出异议并获得有效处理。

(三)比较必须区分法律文本、制度结构和实际运行

不能因为东京审判宪章规定了某项权利,就认定该权利一定得到充分实现;也不能因为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项权利,就认定该权利在所有案件中都能有效行使。本文从规范层面、制度层面和运行层面三个维度展开:规范层面考察法律是否明确规定权利;制度层面考察是否存在保障权利实现的配套机制;运行层面考察权利能否在具体案件中有效行使。

二、东京审判的制度背景:不能将军事法庭等同于现代刑事法院 (一)东京审判的基本情况

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布特别公告,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最初起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审判过程中,两人死亡,一人因精神状态不能继续受审,最终对25人作出有罪判决。1948年11月4日至12日,法庭宣读判决。

东京审判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不能与盟国在亚洲其他地区举行的乙级、丙级战犯审判混为一谈。

(二)东京审判的程序局限

1.法庭的设立具有军事占领背景。法庭由盟军最高司令官设立,法官经提名后由其任命,并非由战后日本通过独立宪制程序建立的普通法院。

2.证据规则较为宽松。《宪章》第十三条规定,法庭不受技术性证据规则约束,可以接纳其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

3.缺乏通常意义上的独立司法上诉机制。判决记录提交盟军最高司令官处理,不等同于由独立上级法院审查事实、法律和程序的上诉。

4.未建立完整的一般沉默权保障。《宪章》第十一条允许法庭讯问被告人,并允许对拒绝回答作出评论。

因此,东京审判真正值得比较的是其具体程序设计,而不是将其整体评价为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典范。

三、逐项权利比较:东京审判与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 第一项:人身自由与羁押审查权 1. 东京审判

日本战犯在战后占领及军事管制背景下被拘押并移送法庭受审。但《宪章》没有建立现代国内刑事诉讼中完整的逮捕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定期司法复核制度。

2. 中国现行制度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逮捕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第九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第九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相关人员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核心问题不是有没有羁押审批,而是羁押决定是否真正接受独立、持续、对抗性的审查。中国现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检察机关实施,并不等同于由独立法院定期审查羁押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制度。建议建立逮捕后及时申请法官审查、长期羁押定期自动复核、追诉机关承担羁押必要性说明责任、优先考虑非羁押措施,以及超期羁押的有效救济和赔偿机制。

核心原理

人身自由不应以追诉机关的单方判断为最终依据。

第二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1.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九条规定被告人有权选择律师;没有律师并在公开法庭请求指定律师的,法庭应当指定;法庭认为公平审判有必要时,也可以主动指定。但宪章还规定本人辩护与律师辩护不得同时进行,程序规则对庭审发言律师人数亦有限制。

2.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辩护人。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第三十五条规定法律援助辩护,第三十六条规定值班律师制度。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律师参与时间早,不代表律师能够充分发挥辩护作用。侦查阶段信息获取有限、会见权实现可能受程序因素影响、调查取证缺乏足够有效的外部保障、法律援助质量参差等问题,都会削弱有效辩护。改革应加强侦查阶段有限证据披露、会见限制的法定化和可救济化、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并完善律师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和申请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的制度。

核心原理

律师制度的现代化,不在于允许律师进入刑事诉讼,而在于律师能否真正改变控辩双方的力量结构。

第三项:无罪推定与证明责任 1.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以起诉书明确指控、控方提出证据、被告人进行辩护为基本审判结构,但《宪章》没有像现代国际人权公约那样,完整、明确地规定无罪推定及其全部制度后果。

2.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第五十一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五十五条规定定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第二百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中国已经建立无罪推定的重要制度构件。进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使无罪推定成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全过程的运行规则:不得以有罪结论预设调查方向;不得因被告人不能合理解释而倒置证明责任;不得将强制措施理解为提前执行刑罚;对有罪事实的认定必须建立在经法定程序调查的证据之上;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第四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 1.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十一条允许法庭讯问被告人,并允许对其拒绝回答作出评论。因此,东京审判并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完整一般沉默权。

2.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第一百二十条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因此,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与完整沉默权并非同一概念。

制度概念

核心含义

禁止刑讯逼供

禁止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供述。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

不得强迫被追诉人提供使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陈述。

完整沉默权

被追诉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且不得仅因沉默作出不利推论。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如实回答义务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并存,形成制度张力。尤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区分真实自愿认罪与受到程序压力后的形式认罪。建议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承担刑事责任问题的权利,建立标准化权利告知制度,明确不得仅因沉默作出不利推论,并对认罪认罚实行实质性自愿审查。

核心原理

国家应当通过合法侦查和客观证据完成证明,而不能把证明犯罪的责任转嫁给被追诉人。

第五项:控辩双方的证据调查权与武器平等 1. 东京审判

被告人可以询问控方证人、提交证据、申请传唤证人和文件,并就指控事实及法律适用提出辩护。但其证据申请受法庭批准和程序控制;《程序规则》第六条对拟在庭审中使用的文件设置了原则上提前提供副本的要求,同时受到可行性条件限制。

2.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阅卷权;第四十一条规定申请调取有利证据;第四十三条规定律师依法调查取证;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通知新证人出庭、调取新的物证及重新鉴定等。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侦查机关掌握国家强制调查资源,而律师自行调查主要依赖自愿配合;辩方申请调取无罪证据、证人出庭和专家辅助,可能受到资源及程序条件限制。建议建立完整证据开示制度,明确控方披露有利证据的义务,设置证据目录、来源记录、证据保全和对拒绝披露的程序制裁;同时完善专家辅助、鉴定人出庭和辩方调查取证保障。

核心原理

控方不仅应披露证明有罪的证据,也应披露可能证明无罪、罪轻或者影响证据可信性的材料。

第六项: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规则与有效质证 1. 两项原则的功能区分

直接言词原则强调审判者应尽可能直接接触证据,证据调查原则上以口头方式进行,关键证人、鉴定人应当亲自到庭接受询问。传闻证据规则则从证据能力角度限制庭外陈述:庭外陈述原则上不得用于证明其内容真实性,法律规定的例外除外。前者主要规范证据调查方式及裁判者的直接感知,后者主要规范证据可采性。两者相互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

2. 东京审判

《宪章》第九条和第十五条承认被告人本人或通过律师询问证人的权利。但第十三条采用宽松证据规则,允许接纳宣誓书、签署陈述、官方报告、日记、信件及其他书面材料。其结果是并非所有陈述者都必须到庭接受辩方询问,书面证据的广泛使用削弱了直接言词原则和有效质证。

3.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第一百九十四条允许经审判长许可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可以当庭宣读并听取意见。

4. 主要不足

现行制度的关键问题在于,证人是否出庭并非完全取决于辩方提出的合理质证需求;法院对“有必要”的判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未到庭证言,法律允许宣读并听取意见,但对庭外陈述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及例外条件,还可以建立更清晰、严格的规则。关键证人不出庭时,辩方难以有效检验证人感知能力、记忆准确性、表达清晰度、偏见或利害关系,以及陈述形成过程是否受到不当影响。

5. 改革方向

建议对定罪量刑具有实质影响、且真实性存在争议的关键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辩方提出具体理由的,法院应当对不通知出庭作出充分说理。证人死亡、严重疾病、无法查找等法定例外应当严格限定。对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关键证人,其庭前陈述原则上不应单独或者主要作为定案根据;确需使用时,应审查必要性、可靠性、补强证据及辩方是否有其他有效质疑机会。

同时,应完善证人保护、出庭补偿、远程作证和强制到庭制度。远程作证可以作为特定情形的替代方式,但应确保控辩双方能够实时询问,法庭能够观察证人,且技术条件不损害质证权。

核心原理

直接言词原则不是要求所有证据都必须以口头形式出现,而是要求关键事实争议不能长期依赖未经有效检验的庭外陈述。

第七项:案卷查阅、证据开示与被告人本人阅卷权 1. 东京审判

《程序规则》第二条规定,被告人可以申请获取起诉书所引用文件的翻译副本;无法提供副本的,可以申请查阅。《程序规则》第六条原则上要求庭审证据文件提前向对方提供副本,但受可行性限制。这些规则构成文件查阅和庭审证据通知机制,但并非现代意义上全面、无条件的证据开示制度。

2.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赋予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的权利。第四十一条允许辩护人申请调取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的无罪、罪轻证据。

3. 主要不足

第一,侦查阶段律师获取案件信息受到限制,难以全面判断证据体系。第二,现行法没有明确建立与律师阅卷权相对应、范围和方式完整的被告人本人直接阅卷制度。被告人本人对笔录、证据内容、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记忆和核实,可能发现律师仅凭案卷难以识别的事实矛盾。律师阅卷后转述,不能在所有情形下完全替代被告人直接接触材料。

4. 改革方向

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起,原则上赋予被告人本人在律师协助下查阅与指控有关案卷材料的权利。对涉及国家秘密、证人安全、未成年人隐私、侦查技术及第三人敏感信息的内容,可以通过遮蔽、摘录、限制复制、在指定场所查阅等方式平衡保护。侦查阶段则可采取分阶段、有限披露方式,保障律师及时知悉指控依据及关键证据。

第八项: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合法性审查 1. 东京审判

《宪章》第十三条采用较宽松的证据可采规则,没有建立与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至第六十条相对应的系统性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2. 中国现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禁止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五十六条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排除;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依法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解释的予以排除。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条规定相关调查程序和证明责任。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制度重点不是简单增加排除条款,而是确保排除程序能够启动并产生实际效果。应完善讯问录音录像的完整性、连续性和辩方调取机制;明确非法取证线索的提出标准、控方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对电子数据、搜查扣押和技术侦查证据建立更精细的合法性审查;对重大违法取证设置清晰的排除后果,并与人员责任追究衔接。

第九项:公开审判、审判中心主义与司法的独立性 1.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具有公开审理及公开宣判特征。《宪章》第十七条规定公开宣告判决并说明理由。但法庭成员及庭长由盟军最高司令官任命,法庭处于军事占领制度背景之中,法庭组织结构存在胜利者主导的特征。该结构引发司法中立性方面的质疑,但不能仅凭任命机制就断言每名法官在个案中均受到不当干预。

2. 中国现行制度

《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十一条确立公开审判原则。

3. 主要不足与改革方向

公开审判与审判中心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前者解决公众能否了解庭审,后者解决定罪量刑是否真正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质证基础上。应进一步确保庭前笔录不因其卷宗形式而当然取得优势证明力;强化关键证人出庭、非法证据审查和辩护意见回应;明确审判组织的裁判责任与审判委员会、院庭长监督管理的边界;限制非程序性的个案指示和不当干预;使法官能够依据经法庭调查的证据和法律作出裁判。

第十项:上诉权、死刑复核与国家赔偿 1.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独立司法上诉程序。《宪章》第十七条规定判决记录提交盟军最高司令官处理;其可以减轻或者以其他方式变更刑罚,但不得加重。这一安排不能等同于独立上诉法院对事实、法律及程序问题进行审查。

2. 中国现行制度

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被告人等有权上诉;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第二百三十七条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死刑复核合议庭组成。中国还通过《国家赔偿法》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违法拘留、错误逮捕等情形提供赔偿救济。

3. 不足与改革方向

两审终审的制度价值取决于二审是否进行实质纠错。对有具体事实争议、关键证人未出庭、非法证据排除存在异议的案件,应充分审查并在必要时开庭。死刑复核应当实质审查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辩护意见。国家赔偿则应进一步降低申请障碍,强化违法羁押、超期羁押和错误追诉造成损害的救济。

四、十项权利的制度比较总表

权利项目

东京审判

中国现行制度

主要改革重点

人身自由

军事占领背景下拘押,宪章未建立现代羁押司法审查体系。

逮捕审批、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及变更强制措施申请。

研究法官主持的羁押听证和定期复核。

律师帮助

选择律师、请求指定律师;庭审辩护形式受限制。

侦查阶段可委托律师,设法律援助和值班律师制度。

强化侦查阶段有效辩护及调查取证保障。

无罪推定

宪章未完整规定现代无罪推定及其制度后果。

第12、51、55、200条确立重要制度构件。

强化无罪推定的全过程效力。

沉默权

未建立完整一般沉默权,法庭可评论拒答。

第52条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第120条规定有关问题应如实回答。

明确拒绝回答权及禁止不利推论。

证据开示

有起诉文件查阅和庭审文件提前通知规则,范围受限。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阅卷,侦查阶段信息有限。

建立完整开示和有利证据披露义务。

证人质证

允许询问证人,但广泛采纳书面材料。

证人出庭有法定条件,未到庭证言可宣读。

关键证人原则出庭,明确传闻证据例外。

非法证据排除

无现代系统性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第56至60条建立排除规则及调查程序。

细化证明标准、调查程序和派生证据规则。

公开与审判中心

公开审理、公开宣判,但军事占领背景明显。

公开审判原则及法定例外。

确保庭审实质决定案件事实。

司法独立

法官由盟军最高司令官任命,存在结构性中立争议。

法律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强化审判组织独立裁判和责任一致性。

上诉与赔偿

无通常独立司法上诉;无完整现代国家赔偿体系。

两审终审、审判监督、死刑复核及国家赔偿。

强化二审实质纠错和赔偿救济。

注:表格比较的是制度结构和法律文本,不是人权保障实际效果的量化排名。东京审判与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所处的时代、法律性质和制度环境不同,不能仅凭项目数量判断整体优劣。

五、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深层问题:为什么有权利规定,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一)从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转型,必须解决证据形成阶段的权力不平衡

证据的形成时间往往早于法庭审判。侦查机关掌握强制调查权,决定调查方向、收集证据、制作笔录并将案件材料移送审查起诉。辩护律师虽然能够在侦查阶段介入,但其调查资源、证据获取能力和信息条件,与侦查机关存在明显差异。案件进入法院之前,证据结构可能已经基本形成。如果辩护律师不能在证据形成阶段有效参与,即使法庭赋予其质证权,也可能出现只能质疑既成证据、却无法充分参与影响证据形成过程的局面。

改革方向:侦查阶段保障律师及时介入;对关键证据建立同步记录和保全制度;建立有利证据强制披露机制;允许律师及时申请证据保全;对关键证人和鉴定活动建立有效的辩方参与机制。

(二)从卷宗中心向证据中心转型,必须改变裁判者对侦查材料的依赖

应区分侦查机关收集的材料、经法定程序转化为诉讼证据的材料,以及经过法庭调查、质证并能够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如果侦查阶段陈述笔录未经充分检验便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和质证制度的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应强化关键证人出庭、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合法性及自愿性审查、鉴定人接受询问、电子数据提取过程审查和庭前笔录证明力限制。

(三)从形式辩护向有效辩护转型,必须改变辩护权的实现条件

有效辩护至少需要信息条件、资源条件和程序条件。律师必须能够获得足以判断案件的信息,能够合法调查取证并获得专家及技术支持,提出的申请和异议能够得到有理由的审查和回应。辩护权不能仅理解为在法庭上口头表达意见。

(四)从内部监督向外部司法审查转型,必须解决权力自我审查的局限

侦查机关对取证行为作出说明、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审查羁押必要性,都具有制度价值,但不能完全替代独立司法审查。涉及人身自由、非法取证及重大程序违法的争议,应当有机会提交独立裁判机构审查。

(五)从结果问责向程序责任转型,必须明确违法追诉的制度成本

刑事司法责任不能仅表现为错案发生后的责任追究。对于违法讯问、违法搜查、违法羁押、隐匿有利证据等行为,应当建立程序纠正、证据排除、人员责任和国家赔偿相互衔接的制度。与此同时,应区分依法履职、合理判断与故意违法、重大过失,避免结果责任机械化。

六、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路线:从权利宣示到权利实现 (一)第一阶段:保障基本程序权利

·强化律师会见和侦查阶段法律帮助。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机制。

·建立有利证据披露义务。

·强化羁押必要性审查及羁押期限救济。

·完善关键证人出庭和实质质证制度。

(二)第二阶段:重构刑事诉讼权力关系

·研究建立独立羁押司法审查。

·建立完整证据开示制度。

·完善沉默权及禁止不利推论规则。

·强化辩方调查取证和证据保全能力。

·完善审判组织独立裁判机制。

(三)第三阶段:建立现代刑事司法保障体系

·建立实质性控辩平等机制。

·强化司法的独立性及裁判责任一致性。

·完善二审、再审及其他司法救济。

·建立系统性的刑事国家赔偿机制。

·形成程序违法纠正、证据排除、人员问责与国家赔偿的完整链条。

截至2026年11月1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已进入审议动态的公开讨论。草案尚未通过时,相关内容只能作为立法进程信息,不能作为现行法依据。对于草案条文、审议结果及最终生效时间,应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式公布的法律文本为准。

七、比较法上的进一步参照:现代刑事诉讼的共同制度标准

现代公平审判的重要规范依据之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该条涉及法律面前平等、由依法设立且独立公正的法庭审判、无罪推定、及时获知指控、充分准备辩护、与所选择律师联系、不得无故拖延审判、询问控方证人、申请辩方证人、不被强迫作证或承认有罪,以及依法获得上诉审查等保障。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2号一般性意见进一步解释了相关权利。

中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截至本文观察时点尚未批准该公约。因此,不能将该公约直接等同于中国已经承担的全部条约义务;但该公约及其解释仍是研究现代公平审判标准的重要比较法资料。

比较法对象

值得研究的制度

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美国

沉默权告知、律师帮助、非法证据排除、交叉询问。

强化讯问阶段权利保障及证据审查。

德国

法官保留、羁押审查、辩护权。

强化人身自由的司法保护。

日本

刑事拘留司法控制、律师接见制度、裁判员制度。

完善强制措施审查和审判参与。

英国

律师帮助、证据披露、控方披露有利证据义务。

建立实质证据开示制度。

欧洲人权体系

公平审判、有效辩护、武器平等。

建立权利受侵害时的有效救济。

以上制度不能脱离各国宪制结构和诉讼传统直接移植。比较法研究的任务,是识别制度功能、适用条件、例外和配套机制,进而提炼可供本土制度改革参考的共同程序原理。

八、重新认识东京审判:历史审判与现代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

东京审判具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悖论:它是为了追究严重侵犯人类基本利益的战争犯罪而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但它自身也受到军事占领背景、法庭组成、法律适用、证据规则和救济机制等方面的争议。这提醒我们,追究严重犯罪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对程序正义的要求。指控越严重、刑罚越严厉,国家越需要证明自己严格遵守了正当程序。

这一点在死刑案件中尤其明显。东京审判中有七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对这些被告人而言,辩护权、证据审查权和程序救济权不是抽象的法学概念,而是直接关系生命权的制度保障。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也应当特别重视这一点。对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其他重大刑罚的案件,应当建立更严格的证据审查、律师帮助和司法救济机制。

基本命题

程序正义不是对犯罪的纵容,而是国家惩罚犯罪必须遵守的正当性条件。

九、结语:刑事诉讼现代化的核心是约束刑罚权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80年过去了,人类刑事司法经历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发展、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制的建立。今天重新审视东京审判,我们不应仅仅比较当年的战犯与今天的犯罪嫌疑人分别享有什么权利,更应当追问:为什么现代法治国家需要赋予被追诉人程序性权利?

答案在于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具有天然的不对称性。国家拥有警察、检察机关、侦查技术、强制措施和公共财政资源;个人则可能处于被拘押、被调查、被指控的状态。如果法律不对这种权力不对称进行制度性纠正,个人的辩护权就可能沦为形式。

因此,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必须完成三个根本转变:第一,从追诉效率优先向追诉权依法受限转变;第二,从形式辩护向实质辩护转变;第三,从权利宣示向权利实现转变。

刑事诉讼现代化的第一性原理

不是国家拥有多么强大的追诉犯罪的能力,而是国家在拥有这种能力的同时,是否建立了足以约束自身的制度。被追诉人不是国家追诉活动中的被动对象,而是享有独立人格、基本权利和程序主体地位的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在最有理由动用强制力的时候,仍然严格遵守对权力的法律限制。


主要参考法律文件与资料 一、东京审判原始法律文件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1月19日公布,1946年4月26日修正),重点参阅第2、3、5、8、9、11、13、15、16、17条。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1946年4月25日),重点参阅第1、2、3、5、6条。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48年11月4日至12日宣告)。

二、中国现行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重点参阅第5、7、9至12、33至43、51至60、81、88、95、97、118至123、187至198、202、227、233、237、246至252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点参阅第一百三十一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三、国际人权法及比较法资料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

2.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2号一般性意见(CCPR/C/GC/32)。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相关历史档案、判决书及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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