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桩小事,我搁了挺久才敢用。
说是有个运军粮的夫役,走到萝卜地边,渴得受不了,拔了一个,带着沙土就啃。老农不干了,一路拽着他进左宗棠大帐评理。左宗棠听完乐了,说运夫是老大,百姓是老二,我左宗棠是老三;老二种萝卜有功,老大吃萝卜合理,可萝卜不能白吃——我这个老三掏钱。回头让随从从自己屋里拿出一串铜钱,还追问一句,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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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我是从后人辑录的西北粮运旧闻里看来的,《左宗棠全集》的奏稿里没翻着,所以别当铁证,当个引子就行。但那句"运夫是老大",我信。因为西征那些年,左宗棠给沈葆桢写信,原话是"西事筹兵非难,惟采买、转运艰难万状"。兵好找,粮难运。
一提"代价",多数人先想阵亡多少、花多少银子。我原先也这样。账翻久了,慢慢改了主意:最沉的那块,压根不在战场上,在路上,在利息里,在一个六十几岁老头剩的那点寿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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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钱,不过我不想摆流水账,得先掰扯个容易栽跟头的地方。
常见的数是5237万两,1875到1881,西征军耗饷。可刘江华专门算过左宗棠大营的进账,光绪元年到六年拨解到营的是6018.3万两。我头回把这两个数摆一块儿,愣了半天,以为谁算错了。后来才回过味:一个是花出去的,一个是收进来的,口径压根不是一回事。网上还爱拿五千万两去比"清廷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听着吓人,其实那是六七年的累计,不是一年烧掉的。这种算法我见过好几回,每次都想说一句,慢点儿。
钱本来该各省出,叫协饷。账面排得挺好看,每年八百二十多万两。可实际呢,从同治七年用兵陕甘算起,各省每年真送来的也就五百多万两,还老拖着,到光绪元年十月,积欠已经两千七百四十余万两。左宗棠在奏折里憋出一句"各省厘金大宗又均为洋防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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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得放回海防塞防那场吵里去听。李鸿章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奏稿六),主张把西边的兵撤了、饷挪去建海军。左宗棠回的是"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188页),还有那句被引用烂了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我个人的看法,这事别简化成忠奸对立。李鸿章不是不在乎地,他是把算盘打在海上——账本就那么厚,两头都要,他挑了自认为更近的那一头。左宗棠挑了另一头。吵的其实不是道理,是同一笔钱往哪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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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到位,只剩借。
胡雪岩六年里替他经手了一千七百一十万两,占大营进账的28.4%。听着像救急,利息真不便宜:月息一分二厘五毫,年息一分五厘。左宗棠自己都嫌,光绪五年还跟胡雪岩念叨"未免过重",尤其让汇丰这样的洋商赚了去,"旁人亦为眼热矣"。更不好受的是曾纪泽。《使西日记》里他记了一笔,说洋人实得八厘,胡道报的是一分五厘,骂了句"奸商谋利,病民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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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这儿停了一下。你想想那个位置:一边得把地收回来,一边被自家人指着脊梁说借高利贷,还得向资本低头。他给朝廷讲得倒坦白,与其进了关因为等饷束手坐失机宜,不如筹一笔巨款"一气贯注"。说白了,等不起。1876年那笔五百万两,正赶上中英为马嘉理事件交涉,他本不想找英国人借,最后还是向汇丰借了。这细节我印象很深,一辈子极少服人的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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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说粮,也就是那一个萝卜的分量。
左宗棠自己算过:马步一百三十余营,每年实饷六百余万两;甘肃新疆养不起这些嘴,粮得从关内、从口北运,光运费一年又二百多万两,通计一年出款八百数十万两。运费占了小三成。按当时的规矩,步勇每人每天一斤十两粮,一营一天净粮一千一百三十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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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凉、甘、肃、安一带订了十九万石,就不敢再加了,理由写得实在——"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何从出乎"。到1876年大军出关,巴里坤存粮六百余万斤,辗转运到古城的四百余万斤。没铁路,没公路,靠车、靠驮、靠骡马骆驼,靠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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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七八万西征军,真正拉到前线打仗的也就两三万。剩下那些人干嘛去了?屯田、修路、押车、一站一站倒粮。部队得分成千人一队,隔日发一队,不为别的,沿途水不够一齐喝。我总觉得最难受的就是这儿:冻的、渴的、病的、掉队的,账本上往往连个名字都不留。网上流传一份"副将以上阵亡四十七人"的名单,我没找着原始出处,就不往这儿搁了。有硬记载的是玛纳斯南城,磨了两个月,清军伤亡上千。一座孤城,比整场北疆战事还磨人。
抬棺出关那一幕,也被加了不少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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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率十万大军压境",不是。1880年5月末,他带的是亲兵千余人,把大营从肃州挪到哈密,棺材跟着走。我倒觉得真实的分量更压人:一个咯血、浑身起疹子、夜里痒得睡不着的老人,用自己这把骨头去给曾纪泽在彼得堡的谈判桌压秤。他给人的信里写"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35页)。这话不壮烈,就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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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签下来,伊犁大部分回来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没回来,另赔九百万卢布,折银约五百零九万两。你看,西征那笔高息债还喘着气,又添一笔。隔年才真正把伊犁接手,1884年新疆建省,头任巡抚是刘锦棠——当年出关打头阵的就是他,1875年左宗棠以"年衰病久,深虞精力未足副其志"为由,把这个"才气无双"的年轻人推到前台。这一步棋,比打赢几仗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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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自己那笔账,是1885年九月在福州结的。台风,大雨,弥留时口授遗折,儿子孝宽在榻前笔录。他早前描述过自己的身子:"食少事烦,羸瘦不堪;手臃颤摇,难以握笔……并经常咯血。"人民网那篇西北旧事里还引了《汪康年笔记》卷八的一句临终话——"出队!出队!我还要打"。笔记体的东西我一向留三分,可这句我愿意信。
现在从西安往乌鲁木齐,飞机两个多钟头。坐高铁沿河西走廊走,窗外戈壁还是那片戈壁。我有时候会瞎想,巴里坤那六百万斤粮堆在那儿的时候,押车的运夫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要问值不值,我老觉得这问题问得有点轻巧。当时的人手里的选项本来就不多,他们只是把能拿出来的,一样一样都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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