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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六十岁,很多人以为搭伙过日子图的是晚年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床头递杯水,床尾聊聊天。
真一脚踩进去了才知道,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那点生理上的念想早就萎缩得干干净净,骨头缝里剩下的全是经年累月的疲惫与算计。没有那层男女荷尔蒙兜底,所谓的“搭伙”,弄到最后往往就是一个在屋檐底下当甩手大爷,另一个挽起袖子当全天候的老妈子。
我是在静安那个老年合唱团认识老周的。
我老伴走了整整五年,独居在浦东一套顶楼两居室里。儿子成家后在松江买了房,平时忙着还房贷、带小孩,两三个礼拜能打一通微信电话就算孝顺。屋子里太静了,静到下午三点钟冰箱压缩机突然“嗡”地一响,都能把人吓一跳。合唱团每周二下午活动,老周唱男中音,总穿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浅灰色羊毛背心,鼻梁上架着金丝边老花镜,手里捧着个养生紫砂壶。他退休前在区里的事业单位管过后勤,说话慢条斯理,见人先带三分笑,下课后常邀我去街角的咖啡馆坐坐,喝一杯二十块钱的拿铁,跟我聊周璇的老歌,聊莫干山的避暑往事。
在那个阶段的老周,体面、儒雅,甚至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知书达理。
半年前,老周跟我提了同居。他说得极诚恳,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商量一件关乎晚年尊严的大事:“素芬,我们都这把岁数了,领证牵扯到两个家庭的财产、将来的继承,子女肯定有想法,何必自找麻烦?不如搭伙。我普陀的房子是电梯房,采光好,九十多平米两居室。你搬过来,我们伙食费AA,每人每月拿出一千五百块,搁在一块儿做生活费。水电气物业我来包。两个人一起买菜烧饭,生个小病床头有人照看,总比一个人孤魂野鬼似的强,你说对不对?”
各出1500块伙食费,日常开销他兜底,生病互相照应,听上去再公平体面不过。我当时心头一热,以为自己真遇上了通情达理的黄昏伴侣。
我收拾了两个大拉杆箱的当季衣物,退掉了浦东家里订了三年的牛奶,在今年初秋搬进了他普陀的房子。
搬进去的第一天,体面的表皮其实就漏了风。
老周帮我把箱子拎进次卧,客气地指了指里面的单人床和衣柜:“你睡这间,朝南,阳光好。我睡觉轻,夜里起夜多,还打呼噜,怕影响你休息。老年人嘛,分房分床睡,大家都睡得踏实。”
那一刻我心里微微沉了一下,但转念一想,到了六十五岁,分床确实是人之常情。可当夜里十点半,隔壁次卧的门“咔哒”一声反锁上时,我躺在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陌生硬板床上,听着墙那边隐隐约约传来的咳嗽声,心底突然泛起一阵难言的荒凉。没有夫妻的名分,没有肌肤的亲近,甚至连门都关得严严实实,这哪里是什么黄昏恋,分明是同一屋檐下各怀心思的合租客。
真正的落差,是在第二天清晨六点准时砸下来的。
老周在门外轻叩了两下门板,嗓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习惯性的吩咐:“素芬,醒了吗?我胃不好,早上吃不得生冷,向来是要喝一碗文火熬透的白米粥,配蒸山药和一只荷包蛋,蛋黄要半溏心的。”
我慌忙翻身起床,头发胡乱挽了个纂,连脸都没来得及细擦就钻进了厨房。
那一千五百块钱的公用伙食金,老周在第一天上午就用微信转给了我,我也如约在自己的微信零钱里单独留出一千五百块,凑成三千块,记在一个红色的软皮小本子上。钱一到位,菜场的大权顺理成章落在我头上,而厨房的全部劳作,也无声无息地彻底套在了我身上。
在上海买小菜是极磨人的细致活。老周嘴挑剔得很,河虾只要游水的活虾,买回来要剪须挑虾线;青菜必须是矮脚小棠菜,菜帮子老了不碰;炖汤不能用高压锅,嫌没有香味,必须用砂锅在灶头上笃悠悠炖上两个钟头。
每天早晨七点,我拎着布袋去挤清晨的菜场,跟小贩为两毛钱的葱姜讨价还价,拎着沉甸甸的排骨和鲜鱼爬上电梯。一回到家,鞋还没换利落,就要围上围裙洗切烹炒。灶台上的油沫子要随手擦干净,抽油烟机的滤网两天就得拆下来用小苏打泡一次,抹布只要稍有一点油腻气,老周从书房踱步出来倒水时,眉头就会微微蹙起。
整整一个月,我每天的生活轨迹被死死钉在了三尺灶台与水槽之间。
中午两菜一汤,晚上三菜一汤,吃完饭老周抽出纸巾擦擦嘴,端起他的紫砂壶慢悠悠走回客厅,打开电视看抗战剧,或者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侍弄他的兰花。而我弓着酸痛的腰,把油腻的盘子一个个洗净、沥干、码进消毒柜,再拿拖把将餐厅的地板拖得反光。
有一回下午四点多,我淘着米,腰椎那根老神经疼得直抽抽,忍不住扶着水槽喘粗气。老周泡了壶新绿茶走过厨房门口,眼皮抬了抬,温和地说了句:“素芬,排骨早点下锅炖上,晚上小火收汁才入味。”
他没有问一句我的腰怎么了,也没有顺手接过我手里的淘米盆。那语气自然得像是在吩咐家政阿姨,客气、得体,却冷得像一块浸在冰水里的生铁。
夜深人静,我揉着发胀的膝盖缩在被窝里,看着天花板上的路灯光影,心里那本账越盘越冷。
在自己家里时,我煮一碗阳春面配点酱瓜就能打发一餐,衣服攒两天才洗一回,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如今每月掏出一千五百块搭伙,换来的却是天不亮伺候早饭、一日三餐烟熏火燎、拖地洗碗全包的劳役。既没有生理上的慰藉,也没有精神上的知冷知热,我到底图什么?图他普陀这间九十平米的电梯房,还是图他一句不咸不淡的“辛苦了”?
第二个月刚开个头,这间九十平米的电梯房里,家庭聚餐成了雷打不动的周末大戏。
老周有一儿一女,都成了家,平日里各忙各的,到了礼拜六下午,两家人便拖家带口、呼啦啦七八口人准时上门。大包小包甩在玄关,换下的皮鞋、球鞋七零八落踢了一地。
每次前一天晚上,老周就靠在沙发上,捧着他的紫砂壶点菜:“素芬,明天孩子们都回来。小敏爱吃油爆虾,虾要挑背脊发黑的活河虾;我那孙子挑食,只吃本帮红烧肉,五花肉要切得方正,肥瘦相间七分瘦;再买条新鲜鲈鱼清蒸,炖一砂锅腌笃鲜,笋要买嫩头。另外,冷盆再添两个,油炸排骨和糖醋小排,不能寒酸了,让人看着不像个过日子的体面人家。”
老周讲得云淡风轻,好似在饭店包厢里对着菜单勾勾画画,而执行这一切的苦差事,全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周六清晨六点半,我便拉着小推车钻进菜场,在腥臭潮湿的摊位前挤来挤去。七八口人的荤素搭配,光买齐就要跑三四个摊头。拎着大包小包沉甸甸地折腾回家,早饭顾不上扒一口,围裙一系就钻进厨房。
洗虾、抽虾线、给五花肉焯水、慢火熬糖色、笋干剥皮下锅……抽油烟机轰鸣着,呛人的油烟直往眼睛和嗓子眼里钻。客厅里空调开得足,电视里放着热闹的综艺节目,老周和女婿高谈阔论国际局势,儿媳妇坐在沙发上磕着山核桃刷手机,孙子满屋子疯跑乱叫。
欢声笑语隔着一扇薄薄的磨砂玻璃门传进来,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等我弓着酸痛的后背,把满满当当八菜一汤端上桌,身上的羊毛衫早已被汗水浸得冰凉透湿。
“王阿姨手艺真灵,这红烧肉笃得酥烂。”儿媳妇夹了一块,笑眯眯夸了一句,转头便给身边的儿子挑鱼刺。老周坐在主位上,面带矜持的笑意,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尊贵与排场,时不时招呼大家动筷子。
那一桌热腾腾的饭菜里,唯独没有给我留个宽裕的座位。我拿了个小碗,盛了点剩菜,缩在厨房的小方凳上草草扒了两口。
真正熬人的是散席之后。两家人摸着浑圆的肚皮,拎着老周提前准备好的进口水果和特产,说说笑笑地下楼离开。门一关,老周便揉着肚子打着饱嗝,踱进卧室午睡去了。
留下给我的,是水槽里堆积如山的油腻盘子、凝固着猪油的砂锅、溅满红烧酱汁的灶台,以及满地被踩得稀烂的瓜子皮和水果核。我戴着橡胶手套,在冰凉刺骨的水管下洗了一遍又一遍,洗洁精的味道呛得直反胃。腰椎骨像被针扎一样钝痛,等把厨房彻底还原、地板拖干净,天色早已擦黑。
更让我心口发堵的,是那一本红色软皮小账本。
我和老周搭伙时说好,每人每月出1500块钱,合计3000块,专门用来买菜买米。原本两个人过日子,只要精打细算,3000块倒也勉强能维持体面。可他那一大家子隔三差五上门聚餐,点名要吃基围虾、大闸蟹、牛眼肉,还要洗整盒的车厘子招待孩子。
菜场里一斤鲜活河虾就要五六十,一小盒车厘子大几十块。那一千五百块的公用伙食金,往往不到月中就见了底。
我自小性子要强,不愿在柴米油盐上被人看轻,见钱不够,只得一次次默默掏出自己的微信零钱甚至养老金补贴进去。到了第二个月底,我摊开账本一笔笔核算,除去老周的1500和我承诺的1500,我个人居然在买菜加菜上,整整倒贴进去了1800块钱。
那天吃过晚饭,我把账本轻轻搁在老周面前的茶几上,试探着开口:“老周,你看看这账。周末孩子们常来,开销实在大,3000块打不住。你看……这两个月我自个儿贴了1800多块菜钱进去,是不是下个月把伙食费往上提一点?”
老周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连账本的皮都没翻开,嘴角微微向下撇了撇,语气里带了几分不悦与说教:“素芬,过日子讲究个家和万事兴,哪能把账算得这么锱铢必较?小辈们平时上班辛苦,周末回来吃顿家常便饭,那是天伦之乐。做长辈的心胸要宽阔点。再说了,买菜挑实惠的买买就好嘛,何必非买那么贵的?一家人搭伙过日子,要是天天拿着个本子算这几毛几块的,那还有什么情分可言?”
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轻飘飘地把我垫付的真金白银化成了“小肚鸡肠”。他既没提把这1800块补给我,也没提下个月多拿一分钱,只是一拂袖子,起身看电视去了。
我坐在沙发一角,看着那本鲜红的账本,掌心一阵阵发凉。我的养老金一个月也就四千出头,倒贴了钱,搭上了全天候的劳役,换来的却是一句“不够大度”。
然而,这还不是最凉薄的。
入冬前的一天夜里,因为连续几个周末暴饮暴食海鲜浓汤,老周的痛风急性发作了。
右脚大拇指关节肿得像个紫红色的熟透番茄,皮肉发亮,碰都碰不得。老周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额头上虚汗直冒,哼哼唧唧叫个不停。
看着他那副痛苦模样,我终究是动了恻隐之心,心里叹着气,连夜给他找药冷敷。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几乎没合过眼。
他下不了床,我就端屎端尿;他喊口渴,我把温水兑到刚刚好的温度,插上吸管送到嘴边;为了帮他降尿酸,我变着法子给他熬冬瓜荷叶水,顿顿做清淡无油的药膳青菜粥。我的腰本就不好,扶他起夜上厕所时,百来斤的分量全压在我这副老骨头上,累得我直打颤。
可老周疼得烦躁,半点好脸色都不给。
“这水怎么这么烫?想烫死我啊!”
“天天吃这没盐没味的烂菜叶,嘴里淡出鸟来!我看我这痛风就是你前两天买的那条死桂鱼闹的,海鲜不新鲜吃了害死人!”
他甚至在喝药时一把打翻了瓷勺,药汁溅了我一身。我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点擦拭着地砖上的药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咬着牙咽了回去。
三天后,老周的红肿消退了,能拄着拐杖下地走动了。
周日午后,他女儿周敏拎着一箱牛奶敲门来看老周。周敏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在一家外企做财务,生着一双吊梢眼,平日里来吃饭总是客气得带着距离,眼神却像探照灯似的在屋里四处打量。
陪老周在卧室聊了会儿天,周敏踱步进了厨房,说要洗点草莓给她爸吃。
我正站在水池前洗碗,洗洁精的白沫泛在池子里。周敏靠在大理石台面旁,目光冷不丁扫到了抽油烟机旁压着的那本红皮小账本。
她伸手抽了出来,随手翻动着,纸页发出哗啦哗啦的脆响。
“哟,王阿姨,记账记这么细呢?”周敏嘴角噙着笑,声音不轻不重,却字字扎人,“你看这11月8号,光是买牛肉和排骨就花了四百多块?现在菜价虽然涨了,可三四百块的肉,我和我哥周末带孩子回来,也就吃了一顿午饭呀。这钱……走得倒挺快的。”
我手上的动作僵住了,胸口一阵发闷,转过身看着她:“周敏,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天你哥带了三个同事的孩子一起过来,点了要吃红烧牛腩,排骨也是按你爸的要求炖了冬瓜汤。剩下的菜钱我自己还倒贴了进去,每一分都有小票对得上。”
“哎呀王阿姨,您急什么嘛,我就是随口一问,做财务的看账本看习惯了。”周敏笑了笑,把本子啪嗒一声合上,漫不经心地随手扔在油腻的灶台上。
接着,她抱起双臂,微微眯起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语调慢条斯理地放低了:“王阿姨,其实我挺感激您照顾我爸的。不过有句话,作为子女我也得先跟您交个底。我爸这套普陀的电梯房,地段金贵,是我妈当年在世时和我爸一起咬牙买下来的动迁安置房。将来不论这屋里住着谁、住多久,这房子的产权,我和我哥肯定是守得死死的。我爸年纪大了耳根子软,可我和我哥心里明镜似的。您跟我爸搭伙图个伴儿,我们晚辈支持,但大家都是体面人,人情归人情,界线分清楚,您说是吧?”
窗外刮过一阵凛冽的北风,吹得厨房的铝合金窗框发出细碎的震颤。
水池里的水还在哗哗地流着,冰冷刺骨。我看着周敏那张精致而戒备的脸,又望了望客厅里坐在沙发上安详看报、对厨房里的言语暗箭充耳不闻的老周,胃里突然泛起一阵难言的恶心与冰凉。
在他们眼里,我哪里是什么相濡以沫的黄昏伴侣。
我不过是一个自掏腰包补贴菜钱、随叫随到的免费全职保姆,外加一个贼一样被时时刻刻提防着家产的外人。
心底那点残存的温情与幻想,在这一刻,彻底冻成了碎冰。
那天周敏洗完草莓走后,屋里的空气仿佛结了一层薄霜。我没有跟老周提周敏在厨房里说的那些话,老周也像失忆了一样,看报、泡茶、下楼遛弯,对倒贴的那一千八百块钱只字不提。
到了十二月中旬,上海迎来入冬后最猛烈的一场寒潮。连绵的湿冷雨水顺着窗玻璃往下滑,屋里冷得像个冰窖。
连月来的买菜做饭、打扫伺候,加上照顾老周痛风熬的那几夜,我的身子骨早就被掏空了。这天下午,一阵阵恶寒直往骨缝里钻,我头重脚轻,喉咙干得像吞了碎玻璃。拿水银体温计一量,水银柱笔直蹿到了三十九度二。
我连烧水喝的力气都没有,裹紧棉被蜷在次卧的床上,牙齿不由自主地咯咯打战。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客厅里的电视机放着新闻,声音调得震天响。我烧得浑浑噩噩,迷迷糊糊间只盼着老周能推开门,递给我一杯温水,哪怕问一句“要不要去医院”。
傍晚六点多,卧室的门把手咔嗒响了一声。
老周站在门口,没有走进来,只是把门推开了一条缝,皱着眉头朝里探了探身子。屋里的冷风顺着门缝直灌进来。
“小王啊,你怎么还在躺着?”老周的语气里没有半点关切,反而透着浓浓的不耐烦与责备,“这都几点了?冰箱里的速冻荠菜肉馄饨还有没有?要是没有,你起来给我下一碗面也行啊。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这晚饭到底做不做啊?”
那一瞬间,我躺在昏暗的被窝里,浑身的虚汗突然彻底凉透了。
原来一个人发烧到三十九度,在这间屋子里,甚至不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金贵。我搭进去的退休金、每天清晨在菜市场挑拣的辛苦、床前床后的伺候照料,换不来他倒一杯温水,只换来一句“我都饿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赌气争吵,只是把被子拉到脖子下,哑着嗓子说了一句:“我发烧动不了,你自己去外面吃吧。”
老周站在门外咂了咂嘴,嘴里嘟囔着“真是麻烦,关键时候指望不上”,随后是客厅大门沉重的关门声。
他自己穿上呢大衣,下楼去街角的那家面馆了。
那一夜,我吞了两粒自带的退烧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窗外泛起青灰色的晨光。烧退了大半,心里的那点执念也跟着退得干干净净。
天刚亮,我强撑着酸软的四肢爬起来,从衣柜顶上搬下自己的那两只黑色拉杆箱。
当初怎么带过来的,现在就怎么带走。换洗的几件羽绒服、厚毛衣、常吃的降压药、老花镜……我动作很轻,一件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码进箱子里。抽油烟机旁那本记满柴米油盐的红皮小账本,我撕下来扔进了垃圾桶,倒贴的那一千八百块钱,我连提都不想再提。就当花了一千八,看了一场荒唐的独角戏。
临走前,我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红色的百元钞票,压在客厅茶几的凉水壶底下,那是这个月折算下来的水电煤分摊费。我不欠他的,一分也不欠。
两个箱子合上拉链的脆响,终于惊醒了主卧的老周。
他披着睡袍趿拉着棉拖鞋走出来,头发蓬乱,看到立在玄关的箱子和我身上整整齐齐的外套,整个人愣住了。
“你……你这是干什么?大清早的搞什么名堂?”老周瞪大了眼睛,脸色有些发白。
“老周,我搬回浦东了。”我平静地拉出箱子的拉杆,声音不高,却没有任何犹豫。
老周急了,伸手想去拦箱子:“小王,你这是闹什么小孩子脾气?就因为昨晚没给你做饭?你生病我也着急呀,可我一个大男人哪会照顾人!咱们过得好好的,合唱团里谁不羡慕咱们搭伙?你这岁数,上哪去找我这样有独立住房、退休金六千多的条件?你别一时冲动,传出去让人看笑话!”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慌乱而显得有些滑稽的脸,突然笑了,那是这三个月来我笑得最轻松的一次。
“老周,你条件再好,那是留给你儿子女儿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不是在找老伴,你是在找一个倒贴生活费、包揽家务、半夜能端屎端尿,还不图你房产的带薪保姆。可惜啊,我一个月四千块养老金,浦东有自己的窝,我何苦作践自己伺候你全家?”
老周僵在原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张着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
我转过身,推开门,拉着两个箱子走进了电梯。
下楼,坐上网约车,车子穿过延安路高架,一路往浦东开去。初冬的朝阳透过车窗照在脸上,暖洋洋的,胸口那块压了整整三个月的巨石,像是突然间融化成了水。
推开自己浦东那套一室一厅的小屋,空气里有一点久未住人的浮尘味,但地板是干爽的,窗台是明亮的。
我换上舒服的旧棉拖鞋,把窗户推开通风,把被褥抱到阳台晒开。电热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我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茉莉花茶。
坐在阳台的藤椅上,阳光洒在膝盖上,暖融融的。楼下菜市场隐约传来小贩亲切的叫卖声,马路对面的绿化带里,老樟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
六十五岁这一年,我终于彻底想明白了。
到了这个年纪,人最该依靠的从来不是黄昏里虚妄的浪漫,也不是搭伙求来的所谓依靠。自己名下的片瓦遮身,卡里按月到账的养老金,还有一间谁也挑剔不得、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的安宁屋子,才是晚年最大的底气与体面。
一个人喝一杯热茶,耳根清净,天地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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